这个儿童节对于安徽来京人员杜宝良来说确实具有一些“童话”色彩。因为在同一地点违章105次被罚10500元，杜宝良一时成为京城司机热议的话题。6月1日下午，他到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了处罚，这项罚款实际上差不多是他那辆“长安小货”能卖到的价钱，或者相当于他一年卖菜的收入。

这让我想起了已故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一本书的序言中讲述的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一间大学宿舍。一天，宿舍里的电灯突然坏了，同屋的四位室友就讨论开了。文学系的同学说，有时没有灯光也是挺浪漫的；学物理的同学开始思考如何可以修好；数学系的同学忙着计算换一个新的电灯要花多少钱，应该如何分摊；而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则不慌不忙地对大家说，“用不着担心，‘看不见的手’会修好它的。”

这虽是经济学家自嘲的一则趣谈，但它确实说明了经济学对“看不见的手”的深沉信仰。当然，这只“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机制，它在资源配置中的高效率最早在斯密那里得到强有力地论证。

不过，只要留心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可以发现 “相信”“看不见的手”的人其实不止是经济学家。

杜宝良案就是一例。“非现场执法”这种手段的支持者不仅认为“电子眼”在实现高效监控的同时节约了大量警力，更重要的是“非现场执法”所建立的罚款机制能够增加司机违章的成本，从而成功地利用经济手段和价格机制降低了违章行为。

认为罚款有效，这没有错。据说新加坡正是通过严厉的罚款才维持了一座花园城市。并且，交通管理部门在设置了罚款规则之后，实际上给司机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遵守交通法规，要么接受罚款。因此，对司机来说，罚金实际上就成了违规的“价格”，管理部门通过调节罚金可以控制违章事件出现的频率，就像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然而，我们知道，“看不见的手”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相关信息的通畅，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对都会造成市场失灵。罚款能否奏效同样取决于司机能否掌握必要的信息。在杜宝良这个案例中，由于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违规，所以罚金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即便罚更多的钱，也不会降低违规现象。

对于一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来说，其首要的职能在于维护一个高效的市场机制，改善市场效率的一个途径就是要减少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

可是，在杜宝良现象中，我们却看不到管理部门的这种努力。

虽然交管部门已经提供了诸如上网、短信和电话查询等多种渠道让违章司机能够及时了解违章情况，可是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还是太高。“网络”对于杜宝良们来说，无异于天外来物，一无所知；并且要求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看电视、听广播都顾不上的人上网也不免太难为人了。另外，据说单条定向查询的短信每条就要1元，而168声讯查询电话一分钟要收费3元。对许多司机来说，这些费用并不是可能随便忽略的。

更要命的是，一开始杜宝良并不知道应该到哪儿查违章，因为他从来没有被“非现场执法”过。他先去了工商银行，去年的两起违章，他都是在那儿交的罚款。但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我们这儿查不了，你得去交通队。他又跑到附近的交通队，交警告诉他，要查违章记录，得去月坛南桥下的执法站。司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其实，现行的通过“电子眼”建立的“积分制”来源于西方国家，但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当司机交通违法积分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执法部门便履行程序上的告知义务，如果执法部门没有履行告知义务，那么执法部门就是违法。比方说，一些国家实行的是12分制，当司机交通违法累计达9分时，执法部门就会对司机加以提醒或警告。

因此，当我们引入一项规章制度时，让当事人了解“游戏规则”并保证游戏进行过程中信息的通畅，是题中应有之意，相关部门责无旁贷。千万不能引入规章制度，而没有规章制度运行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