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民粹主义，也叫“积极行动的民粹主义”。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结果使原来对沙皇怀有期望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纷纷从“利益协调倡导者”转向“积极的行动者”，他们对暴力革命的狂热日益加剧，以革命颠覆主张取代了改良策略，“暴力变革”的公式已为当时的民粹主义者普遍接受，至此民粹主义从一种理论思潮扩展到实践运动，成为俄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史学界一般把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分为大体上以十年为基数的三个阶段：小组阶段、“到民间去”运动以及“民意党”的恐怖活动阶段。
1860年代末是民粹主义小组活动时期，小组遍布于俄国各大学和主要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彼得堡大学生为核心的“柴科夫斯基小组”。小组成员分别为几十到一百人不等。起初他们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拉甫洛夫等民粹主义思想家提出“知识分子对人民欠有无法偿清的债务”和“农村才是战场”等理论，受这些理论的影响，急于干一番事业的青年已不满足于停留在口头说教的宣传活动，开始为奔赴农村进行“社会革命”做准备。
1870年代的运动是以“到民间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民粹派相信农民中蕴藏着“共产主义的本能”，用三两年时间很快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的目的。但是这一腔热血很快在“冷漠的农民”面前碰了壁，革命知识分子的主张与农民的日常思考之间似乎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农民本能地排斥这些“精神失常者”的行为，农民仍然是“好沙皇”的信奉者，仅1874年就有一千多名“宣传员”被捕。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许多志愿与农民共患难的民粹派，竟大多是被当地农民告发而被捕的。在沙皇镇压和农民冷漠的双重夹击下，“到民间去”运动遂告失败。
运动失败以后民粹派首先意识到必须把各个小组联合起来，于是1876年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民粹派团体——“土地与自由社”。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它奠定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雏形：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著名的“土地与自由社”与后来的“民意党”领导人之一亚·德·米哈伊洛夫说，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秘密活动变成了一门“完整的科学”，这门科学对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特别适用。“土地与自由社”试图与农民建立联系愿望仍没有效果，于是他们失去了到农村发动群众的热情，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家”同政府的拼死一搏上，以个人恐怖活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
1880年代“民意党”是革命民粹主义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把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和生命力”。在党纲第五条第二款上专门论述“破坏与恐怖活动”的必要性，它明确指出要实现任何途经的变革，都离不开“独立革命的成果和借助于密谋取得的成果”。它的另一大“贡献”是发展了土地与自由派的“黑社会式”组织原则，并且鼓励采用以任何方式同“恶”作斗争，在他们看来将来的“善”是通过现在的“恶”来达到的。
不久以后，“民意党”在沙皇的严厉镇压下彻底失败，1884年民意党停止活动。民意党失败后民粹主义者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再认同民粹主义，一部分人放弃“革命”而转向改良、合法乃至与当局合作，成为“合法民粹派”乃至“警察民粹派”。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民粹派人士并不属于上述这两者，他们仍然坚持民意党的传统，即不但认同民粹主义理论目标，而且也仍然采取激进的、革命的、不合法的乃至暴力的手段，与当局进行对抗。这些人后来组成为社会革命党。该党在俄国曾拥有很大影响并在二月革命后一度成为俄国最大的政党，其左派并与布尔什维克共同发动了十月革命。社会革命党应当说是革命民粹派运动的直接延续，但在社会革命党理论中也包含了许多对传统民粹派观点的修正与创新，所以国外学界有人又称之为新民粹主义或“社会革命主义”。对此我们将另行讨论。
谈革命民粹主义一般都要提到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特卡乔夫、巴枯宁和拉甫洛夫。这三个人实际的理论诉求差异非常大，以后的分化使其追随者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在当时他们在坚持革命和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以及相信村社制度这些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文学评论家特卡乔夫，他一生中主要受三个人的影响：分别是国内的涅恰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国外的布朗基。特卡乔夫是个狂热的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者，他对国内的资本主义发展充满了恐惧和不安，认为必须立刻马上、毫不拖延的进行变革，任何犹豫不决、任何拖延耽误都是犯罪，如果现在不干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推迟革命，也许永远就干不成了，“革命家不是准备革命，而是干革命。”他把涅恰耶夫“人民惩治协会”、“以恶抗恶”那一套发挥到极致，一般认为“民意党”的纲领和斗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特卡乔夫，而布尔什维克又是民意党纪律的坚决主张者，列宁当年深受其兄民意党敢死队员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影响，即使在对民粹派理论口诛笔伐的同时，也对民粹派的集中、秘密、纪律、限制争论的组织模式情有独钟，并明确指出“民意党”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
“暴动派”巴枯宁在立即革命这一点上与特卡乔夫不谋而合，鼓吹“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人天生是要造反的。当有人问道，如果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计划，创造了他想要创造的一切以后还会做什么？巴枯宁回答说“那我就立刻开始又一次摧毁我所创造的一切。”但在暴动的归宿问题上两人却有原则的分歧，巴枯宁着眼于农民，特卡乔夫则看中的是“少数密谋分子”。
温和的具有人道倾向的贵族出身的数学教授拉甫洛夫被认为是18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中的“右翼”，传统上把他叫做“宣传派”、“准备派”。其实在反对专制制度问题上，他不但主张直接采取政治行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他并不反对使用“恐怖手段”。他1882年加入“民意党”，并认为它是俄国唯一能够培养出社会力量的革命党。他参加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与马克思与恩格斯相识并深受其影响，是俄国早期民粹派中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他的许多论述对普列汉诺夫等人脱离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俄国革命的作用显现出民粹派中少有的冷静与理智。他认为不能通过人工的革命去“促进历史，”即便能够获得胜利，历史的欠债总是要补偿的。他反对当时在革命家中流行的“为达到目的一切过程都可以忽略不计”的阴谋策略，更反对特卡乔夫的那句名言“我们考虑的是应该留下多少人”。
他认为“在社会革命中暴力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尽可能地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如果社会的一切物质力量转到了获胜了的政党手中，而它的党员占居民的绝大多数，新制度的敌人仅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拥有势力的话，那么对敌对分子采取的强制手段也可以降到最低限度。不管新的暴力政权以什么为基础，我们不希望以新的暴力政权代替旧的暴力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