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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丰华案与黑社会资本主义 邓聿文  
 

深圳罗湖法院日前向媒体公开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冠丰华”案起诉书的全部内容。检方指控其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在我国,一个犯罪组织被冠之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名义,说明其所犯罪行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刑事和经济犯罪。因为从黑社会本身来看,它是一个游离和否定在合法社会之外的高效组织犯罪结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是黑社会的主要特性。只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严密的纪律,黑社会才能和现有法律结构抗衡,“法外生存”;同样,只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相当的经济实力,黑社会才能长时间生存。

冠丰华一案就典型地体现了黑社会组织的暴力性、组织性、经济性、反社会控制性等特性。我们看到,隐藏在冠丰华老板陈毅锋“全国扶贫状元”和深圳市“政协委员”光环背后的,是其犯下的“四大罪”:强占公私财物,非法牟利1.6亿元;10次暴力抗法冲击国家机关;7次聚众斗殴伤害他人;称霸一方,欺压群众。

现在的问题是,像冠丰华这样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对社会又将造成何种危害?这些问题不清楚,我们就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从上述关于黑社会的定义来看,它是一个集暴力和经济犯罪于一身的组织。也就是说,它以暴力为手段和后盾,通过犯罪方式参与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比如,意大利的黑手党就是通过走私、贩毒、操纵建筑业、收取保护费等手段积累起庞大的财富的。由此可见,黑社会的滋生,主要与合法社会的运转不正常有关。

在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一种相对比较草根的组织犯罪形式。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政府退出了大部分市场,但与此同时,和市场经济配套的法规并没有完全建立,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可以谋取利润,一些犯罪组织就企图利用转型漏洞,通过暴力实现其经济利益。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的原因。

但是,黑社会组织的目的决不仅仅是谋取经济利益。国外黑社会组织的发展表明,他们一旦有机会和势力,就要染指政治和司法,将大笔资金用于政治投资,行贿官员、收买人心或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因为,黑社会组织只有和权力联姻,才能逢凶化吉,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宽松环境。在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开始出现向政治和司法领域渗透,贿赂党政干部,寻求“保护伞”,培植黑帮势力的情况。警方破获的几乎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背后,都能找到黑白合流的影子。比如,浙江温岭的黑老大张畏,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都是他的保护伞,其居住的别墅甚至还是“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从冠丰华一案,我们也可看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迹肌理是:以暴力掘得第一桶金,拿着这些黑金进行慈善活动捞取慈善名声,通过慈善名声获得各项社会头衔与声誉,通过社会头衔和进一步慈善活动接触各类政界人士使人误以为其很有背景,以这种“背景”来庇护其暴力真相并牟取更大的暴利。

所以,比起权贵资本主义的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来,黑社会资本主义由于是暴力、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前者还企图通过影响政府决策的合法途径来取得自己的私利,而后者则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法则和利益法则。首先,黑社会组织频频制造恶性暴力事件,不仅对公共安全形成挑战,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秩序;而且黑恶势力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十分严重,一些百姓甚至因此丧失了生活安全感。其次,黑恶势力腐蚀渗透政界,导致公共权力不为民所用,而为黑社会所用,这必然会严重破坏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再次,黑社会利用自己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会阻碍一个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鉴于黑社会资本主义的上述危害,尽管目前中国的黑恶势力还没有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但从浙江温岭的张畏、沈阳的刘勇到深圳的陈毅锋来看,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黑社会的发展坐大。

归根究底,转型期偏离公共利益的权力和市场漏洞为黑社会资本主义的滋生和繁衍提供了沃土。所以,要解决黑社会问题,靠过去运动式的“严打”和专项治理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起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铲除黑社会,在加大法律打击力度的同时,需要完善合法社会的运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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