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

张琏瑰，男，汉族，1943年11月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所特约研究员，还兼有多种学术职务。

1964年中学毕业后被国家选送到朝鲜留学，1968年毕业于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此后先后在地方政府和部队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工作。1985年选派到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

长期从事东北亚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对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着力尤深，其科研成果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

撰写专著《1945年以前国际政治中的朝鲜半岛和中国》等多部，发表《国家利益辨析》、《檀君与政治》等学术论文百余篇。翻译出版《韩国文学史》，曾创作发表诗集《人生三昧》、小说《巫女图》等文艺作品。

记者：近些年，全国党校系统调进不少年轻教师，他们很想做好教学科研工作，自身也很努力，但总觉得进步不快。您多年从事党校的教学科研，这方面您有什么体会呢？

张教授：和国民教育系统的大学相比，由于党校的任务主要是干部培训，所以党校的教学科研有其特殊性。一是课程较少。许多青年教师多年没有机会上讲台。二是课程大多是专题讲座，很难就某门学问作完整系统的讲授。这样，如果党校的青年教师不能自觉地自我加压，为自己制定一个“自我培训计划”，抓紧时间系统读书，潜心学问，争取成为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学问家，那么，时间一久，有些人就有可能变成万金油式的工匠，甚至也有人学业荒废，一事无成。

记者：古往今来，先辈学者总是劝导后俊好好读书。如今正在步入信息时代，电脑普及了，上网很容易，查找资料信手拈来。在此情况下，读书的作用是不是减弱了，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掌握知识呢？

张教授：读书是什么？实际上是学习消化前人思想成果，是知识传承。阅读可以看书，也可以借助电脑，这只是媒介不同，但“读”是不能省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们找资料更方便、更快捷、更广泛，不过省去的是手脚之功。而阅读的实质“边读边思考”是无法取代的。到目前为止，掌握知识除去读书学习外别无他法。古人云：“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由于书得来不易，所以读书格外上心，收获也就更显著。可能许多人有体会，借来的书，时刻惦记还期，读起来快而认真；自己买的书，没有紧迫感，往往久置不读，甚至购而遗忘。从这个角度看，阅读手段的进步，如果不能妥善对待，也有可能因利致弊。

记者：您提出要认真读书，并强调，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时不我待，趁青春年少多读书。读书难道也像庄稼春种秋收吗？

张教授：我认为是这样的。凡学习过外语的人都有体会，20岁以前记忆力好，学外语事半功倍。年龄越长，学习越吃力，年过30仍未“过关”，恐怕学成就很难了。最近有研究成果称，学习外语是有年龄阶段限制的。

其实读书也有类似的规律。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阅读内容，比如，儿童喜欢读童话，少年着迷于英雄故事，青年人初涉世事，更热衷于反映社会人生的文学名著和充满思辨的人文科学著作。这是由其心智发展状况决定的。适当适时适量的阅读是其该阶段心智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特定阶段的特定阅读的缺失，就会造成“营养不良”，这种损害是终身性的，就像农作物浇水施肥错过季节，是绝对难以补救的。

我入中学时已是1958年“教改”以后，政治教育取代知识传承成为教科书的第一要义。大学时代又逢“文革”，斯文扫地，蒙恩开禁的可读书目屈指可数。走出校门回首学生时代，痛感未能系统读书。后来搞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因工作需要不断读书，但这种追求“立竿见影”的阅读自然难成系统，更重要的是这时早已失去学生时代那种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阅读心态和从容心境。“童子功”既失，学术根基自然薄弱，不论如何补救，总摆脱不了半路出家的感觉，深切感到青年时期抓紧时间认真读书是何等重要。

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教师，一定要抓紧时间，聚精会神地去读书，把这个阶段应该读的最基本的书读完。我不赞同前几年有的学校提倡学生“休学创业”。该读书的时候不读书，读书年龄过了又回炉上学，这违背学习的规律，是得不偿失的。

记者：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达十万种以上，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如何选择要读的书呢？

张教授：在古代，由于条件限制，写书不易，印书更不易。因此，古人惜字如金，每篇作品必反复推敲，像今人拟电报稿一样把一切可有可无的字去掉，于是便出现言简意赅、优美异常的文言文。

如今时代不同了。从收集汇总资料，引述他人著述，到编织成文，全可让电脑代劳，只要轻轻打几下键盘，万把字的论文就像叮咚的泉水那样从打印机里流淌出来。于是，写书不再是文人学者的专利，走红的歌星，年幼的娃娃，全都成了有著作的写家。

写书人方便了，读书人却麻烦了。如今的读书人必须学会两种新本领：一是必须学会从滚滚而来的书的洪流中分辨出哪些是假冒伪劣，像沙里淘金一样，找出学者积数年之功潜心研究写出的真正学术著作；二是必须学会在充斥着大量移植编抄以充篇幅的准学术著作中找出真正属于作者本人的那几页东西。

我的读书经验是，把这所有的书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业已经过时间的考验、被世人公认为经典的书。这类书要用心地读，一句一字地读，而且要反复读，要苦下功夫。

第二类是一般学术书。这类书应该通读，但如实在没有时间，也可以在了解全书结构的基础上通过翻检目录选出其最有特色、最精彩或是你最需要的那一部分认真读。

第三类是近似学术书。作者对所学的东西没有研究，东抄西编成册，虽无大错，但基本上是重复别人的话，毫无新东西。这类书只翻翻目录知道写了些什么也就可以了。

第四类就是文字垃圾，花里胡哨，别管它就是了。

记者：有许多人很想读书，也读了不少书，但放下书本，头脑里仍是一片空白，没记住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读书方法吗？

张教授：我们的先辈学者读书讲究做卡片。每读一本书，凡见到有研究价值的论述、观点或材料，都记在卡片上。如有可能，还要记下自己的分析评论。日积月累，卡片以千万计。这些卡片要分门别类有秩序地放在卡片箱里，每得空闲，就要翻看，并且不断剔除，随时补充。过去，看一个人读书多少，研究深浅，只要看一看他积累了多少卡片，便心中有数了。

做卡片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是迫使你认真去选择值得一读一记的书；二是迫使你边读边思考，深切体会其真义和价值，判断出其内容是否值得记入；三是通过抄写，加深了记忆；四是迫使你去联想，别人是否说过类似的话，他们异同在哪里。做一张卡片就是一次科研活动。

这样读书很慢，但慢工出细活，至今为止没有发现更好的方法。

记者：您刚才说，做一张卡片就是一次科研活动。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张教授：什么叫科学研究？其实摆弄卡片就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比如，有人交给你一个题目，让你研究一番究竟什么叫“国际政治”。你就要搬出卡片箱，找出有关“国际政治”定义的所有卡片。这时你也许会发现卡片太少，只有10多张，你就必须到图书馆去借书、阅读、再做卡片。然后，把这些卡片分类放在桌子上。你要做的是认真看一看中外学者们是如何给“国际政治”下定义的，有多少种说法，它们的异同在哪里，分析其异同的原因，找出你认为正确的说法，写下你为什么认为这种说法较为正确，详细地列出其理由。如果你认为所有给出的说法都不满意，你就必须说出为什么不满意，写下你认为满意的答案，并讲出你的道理。当你把这一切活动用简洁的语言表述出来时，一篇关于什么是“国际政治”的论文就形成了。

记者：感谢您精辟生动的答问。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对我们党校的年轻教师有什么建议呢？

张教授：简而言之，凡是有志于认真读书、有志于做学问的年轻教师，不要浮躁，不要着急，还是下笨功夫，从读书做卡片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