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困境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左翼政治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信心，而全球化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

处在主流地位的主张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发展显然是不平衡的，这种失衡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全球化发展最主要的不平衡表现为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政治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一方面，经济活动的空间急剧扩大，资本膨胀及其流动性大大增强了市场的力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资本和金融的全球化导致的市场膨胀正在急剧改变着世界；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社会方面十分缓慢，政治活动的空间并没有相应扩大，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受到市场的挤压。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这种失衡是对整个人类的一种挑战。对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中经济权利与政治或社会权利的失衡打破了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建立起的相对平衡的社会机制，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使社会团结受到威胁、社会凝聚力下降。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更为不平等。这些都为以追求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提供了新的空间，同时也给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它不仅大大冲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和定位，同时也大大限制了其政治手段的选择和运用。

全球化冲击了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目标和价值观

在战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福利国家是与社会主义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福利国家被看作改良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福利国家模式遇到的危机、市场对于政治的相对优势以及资本主义似乎成为惟一的选择等情况迫使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改变自己，彻底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即使它早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一次转型被称作“告别社会主义”的转型。

然而，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放弃这个即使只是象征性的“社会主义”目标也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例如，英国工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事实上不再坚持公有制，可是在布莱尔之前，工党屡次试图修改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条款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对于具有重视理论建设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来说，修改具体的纲领目标必须伴以深刻的理论论证，不然，政党就有可能陷入理论与目标明显冲突的合法性危机。

全球化发展中的个人主义倾向也挑战到了社会民主党标榜“公正、团结、互助”的传统价值观。首先，社会民主党必须适应个人主义化的现实要求，承认和接受新个人主义价值观，然后，它必须坚持其代表社会中下层政治要求的传统。社民党必须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提出能够保障所有的人包括社会的弱势群体都能享受高度的个人自由的经济、生态、教育、文化和社会政策主张。

面对政党目标和价值观调整的社民党遇到的困难在于：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使具有相当刚性的意识形态变化难以避免显得滞后；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导致的市场力量的膨胀和苏东“现实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使得人们对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可能性产生怀疑。

社会结构的变化冲击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和政党定位

全球化加速了人在社会阶层间和国界间的流动性，改变了传统的社会阶级结构，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多元化。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比例急剧缩小，构成复杂多元、流动性强的中间阶层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部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甚至形成了一个日益庞大的跨越国界、流动性大、具有创造力但是没有固定政治认同的“虚拟阶层”。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也在相应改变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共同体认识，传统的以民族和阶级为基准的共同体意识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关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难以形成传统的阶级所拥有的阶级意识，民族国家意识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人们能够形成统一的明显的阶级意识，能够长期受到某一政治人物的影响，能够长期相信某种政治教条。

这种趋势冲击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民主政治原则和所有政党政治基础，但是相对来说，对于具有重视意识形态和纲领的传统，以及组织依赖性比较强的社会民主党的冲击更大。传统工人阶级的缩小动摇了社会党的社会基础，使得社民党不得不调整其政治定位，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构成复杂、流动性强的庞大的中间阶层上，把自己变成社会中下层的代表。这种情况给社民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不得不和右翼自由主义政党争夺中间阶层的支持，同时又要与更为激进的共产党和极右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争夺受到全球化伤害的社会下层；其次，复杂性和流动性强的中间阶层选民增加了选民忠诚的变动性，对社民党传统的选举策略和组织方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全球化冲击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方式

二战以后，相比右翼政党而言，主张建设福利国家的社民党在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更为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在执政方式上，更为重视和熟练于对政治手段的运用。但是全球化逆转了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间的权力结构，在经济和市场的空间不断扩大的同时，传统的政治和政府的运作空间却在不断萎缩，执政者政治选择的范围和手段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首先，政府调控市场的范围受到限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投资是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生产的全球化导致了资本和金融在全球的流动，使得很大部分的生产要素不再受国家的地域限制，冲击了传统的民族主权国家的主权基础和国家的经济调控机制。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包括美国，单独依靠本国政府的力量都很难控制这些因素。资本的国际化和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使得社民党长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如通过调控汇率和控制需求影响就业和调节生产等政策失效。社民党需要对国家及其职能重新定位，需要寻求国际层次的协调机制，需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重新考虑其运用政府力量调节市场的执政方式。

其次，政治选择的目标和手段受到限制。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长期以来，社民党运用赤字财政、高额累进税、最低工资标准以及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政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政策在给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带来广泛的利益的同时，减少了资本家阶层的收益，也增加了投资的成本，降低了投资的效益。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和金融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迫使社民党以降低社会福利的代价来降低成本吸引国际投资；改革传统的福利国家政策，在对社会福利基金的运用手段上，也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国际金融市场，参与其长期反对的国际金融炒作。毫无疑问，这种政策的调整和政治手段的变化，会使社民党实现其传统的解决失业问题、消除贫富差距、保障社会下层利益等政治目标的能力大为减弱，反过来加剧其政治定位和意识形态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