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地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周恩来的一生，为了他挚爱的人民，为了他眷恋的祖国，为了他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周恩来是真正的人民公仆的楷模，他直到逝世前，胸前仍然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座右铭。看看周恩来的衣食住行用，我们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周恩来的“衣”
1941年春到 1943年夏，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留在灯红酒绿的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当时，他还兼任国民党军队政治部的中将部长，又是国民党军队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薪水几百元，加之写文章的稿费，收入很可观。但是，周恩来总是勤俭节约，每月薪水只用去很少一点，剩下的全部交了党费。他有一条藏青色哔叽裤子，穿了多年，磨得光光的，就因为裤子上还没有打补丁，所以，只有出席会议或会客时才舍得穿它。有一回，工作人员发现这条裤子边磨毛了，便劝他买条新的，可他执意不肯。一位同志说：国民党官员们都是穿的崭新的高级毛料衣服，您经常和他们打交道，穿得太破也说不过去呀。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怎么能和他们比呢？他们的钱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我们是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怎么能增加人民的负担呢？要比，和解放区的同志比，他们穿着粗布衣裳在前线流血流汗，我们在这里的条件好多了，穿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就这样，周恩来那条裤子的裤脚破了三次，缝了三次，裤子越缝越短，周恩来都照常穿着它迎宾会客。
1951年周恩来做的一套睡衣和睡裤，颜色都褪光了，穿破了就补，再破再补，一直穿到他逝世。一条浴巾用了20多年，正反补了14块补丁，住院时，还把它当枕巾。一顶帽子都破了，他还舍不得扔掉。一双夏天穿的黄颜色的皮凉鞋，一双春、秋、冬穿的黑皮鞋，穿了20多年，修补过多次，由于没有多余的皮鞋可换，工作人员几次给他换鞋底，都是利用他睡觉的时间修理的。周恩来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一个补袜板，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用的，从西柏坡带到北京，一直留着织补袜子用。
有一次在沈阳接待外宾，周恩来幽默地说：“今天该穿那套‘礼服’啦。”工作人员拿出来一看，上衣后腰上有一处是刮破后又用线织补上的。这位同志十分感动地说：“总理，您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周恩来笑着说：“这就满好的啦。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又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
周恩来的“食”
建国以后，在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出席者都是部长以上的干部，有时因为时间较长。需要准备工作餐。周恩来规定：工作餐即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副食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一次晚餐也是这样的饭菜，贺龙元帅望了一眼每张桌子上的饭菜，风趣地对周总理说：“国家经济好转了，这饭桌上怎么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有时在周总理家里开会，就餐时常常是周总理自己掏钱，自己的一份工资开销完了，就用邓颖超的钱，吃完以后，周恩来就补一句：“这次是邓大姐请客。”在周恩来家里吃这种合餐，还常常用一种“盆菜”，即一大盆菜里放上多种原料搅在一起，味道很浓，花样也多，也很省事。周恩来常常说这种盆菜营养很好，经济实惠。
周恩来吃的饭菜很简单。通常是两个普通的菜，一个汤，每周吃两顿粗粮。困难时期，周恩来提出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节俭，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他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一次，管理员偷偷买了点香肠，切成碎末拌在咸菜里，周恩来发现后，马上叫邓颖超到厨房里去查看，并说服大家不要买了，还把剩下的香肠分给工作人员。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憋着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他还常常到中南海食堂排队买窝窝头和菜汤，和同志们一起吃饭。
周恩来外出工作，老百姓吃啥，他就吃啥。1961年 5月，周总理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5月3日，他一到伯延村，就同公社、大小队干部和群众进行谈话，询问庄稼长势和群众生活。中午12时多了，他坚持要去视察群众食堂。在食堂里，周总理看到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在你们这吃饭行吗？”王三贵一听周总理要吃饭，看了看锅里的糊糊，为难地说：“这……”周总理和蔼地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王三贵看总理真要吃，就拿起碗来准备给总理盛饭。这时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给总理擦碗。总理说：“这没关系。”又把碗接过来送给了炊事员。总理高兴地喝完了玉米糊糊。在四天的视察中，总理坚持和群众同吃一锅饭。
1964年春，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成都，第一餐饭是四菜一汤，周恩来一看，就说：菜多了，吃不完浪费，要注意节约，吩咐服务员端一个下去，晚餐再热上来吃。有一天夜里，工作人员看他工作到深夜还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银耳羹端上来，周总理一面感谢，一面说：“这个价太高，我不吃，以后不要搞了。”服务员说以后不搞了，这一回请总理吃了吧。结果，周总理还是未吃。
1973年9月 16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就餐，他请姜师傅做一个醋鱼，并对姜师傅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搞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姜师傅随即到厨房安排去了。用餐时，周总理向随同人员讲他过去来过楼外楼的情况，并称赞楼外楼的醋鱼味道鲜美，做法很好。当干菜肉、霉千层上桌时，周总理高兴地说：“这是家乡菜，你们大家多吃一点。”饭后，周总理叫秘书结帐，而自己一边服药片，一边批阅文件。秘书结完帐后，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当知道菜馆只收了10元多一些钱时，就对姜师傅说：“那么便宜，那不行。”他向秘书交待，再去加钱，要按全价付足。这时姜师傅表示再收5元。周总理又说：“不够的，不要骗小孩那样，你收不足钱，我就不走了。”姜师傅只得又收下了 10元钱。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是周总理上机前留下10元钱，补付今天午饭钱。原来周恩来上飞机前唯恐楼外楼菜馆没有收足钱，又拿出10元钱，托省接待处同志转交。这样，周恩来三次共交了30多元钱。于是，楼外楼菜馆只好将周总理午餐用的饭菜按市价—一计算，用料除鱼、虾、鸡价格较高外，其余干菜、豆芽、霉千层等都是极普通的，算完细帐，总共才19元多一点。菜馆于17日给周总理详细地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菜价清单，把多收的钱请有关部门的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的“住”
周恩来从西柏坡进北京城以后，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那是一座老式旧平房，年久失修，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了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要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陈旧；厕所不在卧室，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周总理常闹腿病。有关部门几次要给周总理修房，均遭到周总理的拒绝。他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我们经济还很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
周恩来的“行”
周恩来的专车是红旗牌。在我国的解放牌汽车生产出来之后，周总理指示要自力更生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生产的轿车。红旗牌轿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我喜欢坐国产车。”当工作人员劝他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说。”周总理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了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后来，国家又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有关部门想给周总理换一辆奔驰车，周总理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车。”
周恩来的“用”
周恩来办公室的陈设十分简陋，室内只有写字台、小会议室桌各一个和几把椅子，连沙发都没有。周总理不允许给他购置办公用品。两只落地台灯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洋铁皮做的。两个笔筒，一个是价钱最便宜的普通玻璃杯，另一个是山水玻璃笔筒，破碎后，里外用橡皮膏粘合继续使用。
周恩来戴的手表是上海牌。自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总理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着。有一次，这快手表坏了，送去修理，有的同志看到周总理戴这样一块普普通通的上海牌手表，怀着对周总理崇敬的心情，给他送来了一块外国新型表。但是周恩来微笑着摇摇头，退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