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华北25万民众的大力支持下，总部统一指挥直接参战的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直属队的部队共105个团，约27万人，另有大量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战。作战地域包括冀察两省全境，晋绥两省大部和热河地区，战线绵延2800多公里。
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为交通总破袭战，主要是破袭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日军交通线。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10日，中心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破袭正太、同蒲、平汉、德（州）石（家庄）、平绥、北宁、津浦、白(圭)晋(城)等铁路交通线，并发动对榆社、辽县、涞源、灵丘等县城的攻城战斗。第三阶段，10月上旬至翌年1月24日，主要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
百团大战的酝酿和决策
1940年上半年，德军横扫欧洲，英、法军队陷入被动，意大利趁机对英、法宣战，企图夺取地中海的霸权与北非的战略要点。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急谋解决中国问题，迅速南进和夺取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
为此，日本一面加紧政治诱降，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粉墨登场，派人与蒋介石政府代表进行代号为“桐工作”的秘密和谈，加紧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一面于6月至7月逼迫法、英相继关闭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线；并侵占了沿长江入川的重要门户宜昌，直接威胁并猛烈轰炸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还声称进攻西安，企图切断中国西北国际交通线。从而，在军事上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一时间，国统区大后方人心躁动，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亲日投降派又异常活跃起来，造成国内空前严重的妥协投降危机。
同时，继续以主要兵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尤其是在华北，加紧推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碉堡作锁”的“囚笼政策”，使八路军控制的县城由1939年春的103个，到1940年夏时，锐减至几个山区小县城，而且活动地区和物资供应日趋紧张。
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共9个师团、12个步兵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计25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为0.36人。仅第12军，就分驻在山东和苏北的800余个据点上；平均相隔18公里的1个据点上，驻有20人。另华北有伪军约15万人。
中国战局的发展和华北敌后战场的严重敌情，引起了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的极大焦虑。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克服国民政府的投降危险，争取华北时局的好转，朱德、彭德怀于1940年2月7日告诫八路军各部指挥员：“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意义，丝毫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从此，一个大规模的以交通破袭战为重点的进攻战役，开始酝酿。
与此同时，朱德、彭德怀要求八路军各部队，详细侦察日军筑路的起止地点、方法和沿路设施及兵力部署等，并从4月10日起，发动一次对日军交通线的总破袭战。但由于需分兵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反共摩擦，因而各部分散出击，未能形成统一的战役。
4月中旬，朱德离开山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赴洛阳，然后返回延安。这样，八路军前线指挥的重担落到了彭德怀的肩上。但八路军总部发出的命令和指示等一般仍由朱德领衔签发或下达。
4月底，左权受彭德怀之托，来到黎城县谭村第129师师部，与刘伯承、邓小平和尚在此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集中讨论了华北敌后形势，分析了敌情，研究了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横贯在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要是切断正太路，既可使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帮助。”（《刘伯承传》，24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同时，“提出聂和刘、邓可以一个负责破袭东段，一个破袭西段。”（《彭德怀传》，21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经过几个月的洞察敌情和深思熟虑，大规模破袭正大铁路的决心日渐形成。彭德怀认为：日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彭德怀自述》，235页，人民出版社，1981）7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出席，正式决策：发起破袭正太铁路战役，切断日军由平汉铁路通往山西的运输补给，并有利于太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7月22日清晨，由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签发的破袭正太铁路《战役预备命令》，通过无线电波，传给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上报中央军委，情况和任务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消息。似此，一大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同时，“敌寇依据各个交通要线，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因此，“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关于参加战役的总兵力，《预备命令》要求：“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二十二个团。计：聂区（冀中在内）应派出十个团；一二九师派出八个团；120师派出四至六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八路军文献》，531、53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预备命令》还要求参战部队于8月10日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
8月8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战役行动命令》，作出了战役部署。《战役行动命令》还规定：“上列各集团及总部特务团统由总部直接指挥之。”同时，“限八月二十日开始战斗。”（《八路军文献》，536、5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
8月20日22时，“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象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聂荣臻回忆录》，中册，49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同一时刻，平汉、同蒲、德石、沧石等铁路和公路干线上，枪炮声、炸药的爆破声震撼着华北大地。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120、第129师等，向日军侵占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展开了全面攻击，一场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声势浩大的交通总破袭战打响了。
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
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究竟是多少个团？这次战役，最初名为正太铁道战役或正太战役。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在《战役预备命令》中，规定八路军参战的兵力不少于22个团。8月8日，在《战役行动命令》中，要求各参战集团的兵力略有变化，但总兵力仍为22个团。然而，在战役发起后，实际参战的兵力，骤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总兵力，究竟有多少个团？这虽然是一个事实问题，但长期以来，在党史军史界和八路军、国民党军的部分指挥员中，说法不一。
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103、105和115个团等多种说法。在百团大战期间，较为一致的说法，是105个团。第一次确认为105个团的是八路军作战科长王政柱。1940年8月22日，他向彭德怀、左权报告：“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苛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从此，正太战役则称为百团大战。8月26日，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转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指出：“百团大战除第一一五师主力及山东部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余均参加。”“共百零五个团”。（《百团团大战历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223页）8月27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蒋介石转报八路军兵力部署时指出：“百团大战除职部之一一五师主力、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一二0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各部主力及决死队之请示参战，部署计一0五个团。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积极主力（动）向敌进攻。”（《百团大战历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9月20日，朱德在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九一八事变九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公布了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也是105个团。他说，这次大战，还没有包括八路军的全部，山东方面的部队参加，参加的只是在晋察冀绥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一共105个团。22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登载了八路军总司令部和野战政治部于14日公布的关于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战绩，也是105个团，指出：“我参战各团纵横散布广大地域，均能在统一意志之下，英勇用命，严守纪律，在基本上完成了自己所负担之任务。除正规军、地方军共百0五团参战外，各地游击队均积极参战，各区之民众配合作战，及破坏极为踊跃。”（《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99页）
百团大战结束后，则出现了103和115个团之说。1944年8月上旬，彭德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情况时，指出：百团大战使用兵力达103个团。1945年3月，八路军政治部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书中写道：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出动115个团。在“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回忆百团大战时说：共有104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关于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实力，仍有多种说法。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一节中，写道：共105个团，20余万人。持105个团之说的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袁旭认为，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实力之所以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是因为以往的统计把参战团次算作参战团数，以至出现误差，百团大战“实际参战部队约80个团左右”。（《抗日战争研究》杂志，1991年第2期，第227页）周小宁就此提出质疑，发表《百团大战参战兵力究竟有多少》一文，认为：“袁文关于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计算，既有重复，也有遗漏、疏误的问题，应该是“共计105个团”。（《军事历史》杂志，1992年第5期，第37页）本人认为：叶剑英于1940年8月27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和朱德于9月20日的讲话中，均认为是105个团，这种说法，是在当时战役刚刚开始且尚在进行的情况下提出的，是可信的，应确定为105个团。
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间
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间是一个史实问题，而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至今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1940年12月5日。迄今为止，仍有一部分人，包括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持有这种看法。这个时间，恰恰是八路军总部公布战绩的下限时间即12月5日，认定共进行了3个多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1941年1月下旬，共进行了5个多月。本人认为，后者更为科学和实际。1940年12月5日，恰与太岳敌后军民反“扫荡”结束的时间一致。实际上，百团大战仍在进行中，正处在反对日军“扫荡”的百团大战的第3阶段。晋察冀敌后军民反“扫荡”最后结束的时间是1941年1月4日。晋西北敌后军民反“扫荡”最后结束的时间是1月24日。因此，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2月10日公布的战绩，应视为是百团大战两个多阶段的战绩，而不是整个百团大战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不完全的战绩统计。12月5日，作为整个战役结束的时间是不符合实际的，应确定为1941年1月下旬。不言而喻，百团大战共进行了5个多月。
百团大战的重要历史作用
百团大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取得的。仅战役发起至12月5日的前3个半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缴获各种枪5900余枝（挺）、炮53门及一批军用物资。全战役，八路军至少作战2170余次，歼灭日伪军50000余人。八路军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中毒2万余人的代价。这次战役，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第一，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渐移其主力围攻八路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大力修复铁路，新建公路，增建据点，企图分割、封锁和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破袭了日伪军大量的铁路和公路，拔除了大批据点，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囚笼政策”，有效地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第二，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促进蒋介石与汪精卫政权合流，从1939年6月至1940年9月进行了代号为“桐工作”的政治诱降活动。日军与蒋介石双方代表正式进行了谈判。在此期间，日军先后发动了枣(阳)宜(昌)会战和代号为“一百零一号作战”，对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地实施大规模轰炸，发动了一场新的军事攻势，以配合“桐工作”的进行。百团大战，牵制和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极大地减轻了正面战场国民革命军的压力，从而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
第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八路军出动主力部队，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长达5个多月的作战，作出了重大牺牲，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获得了社会各界人民的普遍好评和广泛赞誉。从而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种种谎言，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抗战地位和作用。
百团大战功过是非之评说
对于具有重大意义的百团大战，由于历史原因，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这一阶段，正是百团大战进行的时间，从中共中央到中央军委、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战略区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百团大战。即使个别领导人，指出战役中出现的发动群众、作战协同等一些问题，也没有涉及到是否违背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根本问题，更没有与以后出现的敌后严重困难形势联系起来。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是充分肯定的。
第二阶段，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百团大战以后，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响和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仅至1942年年底，八路军由40万人减至34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干部损失很多。从1943年起，八路军总部和参加百团大战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把华北敌后抗战出现的一些困难与百团大战的发动联系起来，指出八路军力量暴露和元气受伤等一些问题。从总体上看，从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从中共中央军委到八路军总部及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虽然也谈到百团大战的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甚至一度出现从根本上否定百团大战的问题，但仍是个别现象。这一阶段，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也是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
第三阶段，1959年庐山会议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总称。在会议期间，由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行，因而他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也被全面否定。在会议的发言中，横加指责百团大战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泽东的基本上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减轻了日寇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压力，使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对彭德怀的残酷迫害，批判升级，他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被进一步否定，甚至有人说：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40页）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是全面否定的。
第四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这一阶段，为重新基本肯定阶段。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陈云的提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建立的光辉业绩。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追悼大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对彭德怀的平反，在党史军史界和当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同志，逐步展开如何评价百团大战的问题，重新肯定了百团大战。同时，也应指出百团大战尤其是第二阶段，八路军进行了与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力量，给尔后抗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又恢复为基本肯定。
纵观60余年来对百团大战的历史评价，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第一，必须坚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百团大战。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只有把百团大战与华北敌后抗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起来考察，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第二，必须在实战的动态过程中，来认识百团大战。60余年来，对百团大战经历了充分肯定、基本肯定、全面否定和重新基本肯定4个阶段，全面认识这样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就能对百团大战作出恰到好处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评价。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评价百团大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彭德怀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因而他所指挥的百团大战，也随着被贬褒不一。这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又回到重新肯定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