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执行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实现的。大众传播的功能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正确认识大众传播的正反两方面功能，才能营造有利于发挥其正面功能的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其消极作用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一是结构-功能学派的倾向。这一学派认为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必要的功能。具有这一理论倾向的代表性观点有：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概括的传播“三功能说”——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美国社会学家C・R・赖特提出的“四功能说”——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化，提供娱乐；以及被称为“传播学之父”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所总结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可以看出，具有结构-功能学派倾向的学者概括的是大众传播积极的社会功能，是从正面加以肯定的。
二是冲突学派的倾向。冲突学派的理论出发点是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即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状态，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大众传播功能的分析，就具有这一倾向。他们于1948年合著发表的《传播研究》一书中，着重考察了大众传播及其载体大众传媒的非正面功能，既有中性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强制规范功能”，更主要的是消极作用或者说是大众传播失调后的负功能，包括四个方面：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这四种负面作用被他们形象地命名为“社会麻醉”功能。
“社会麻醉”是典型的传播功能的失调。拉氏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他们每天在读，在看，在听，在思考，但是，他们很容易把这些活动当作现实行动的替代物。他们有兴趣，有知识，接受了众多的信息，也有关于未来的种种打算，但是，当他们听完广播，看完电视，读完报纸以后，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二战”后，西方媒介内容煽情化、浅薄化、低俗化倾向加剧，“社会麻醉”的观点在此背景下被提出。而随着大众传媒日益发达，这种现象愈加严重。针对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情形，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的大量复制”所支配的社会，大众媒介的信息潮水裹挟着广大受众，使他们丧失了对重要的公共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大众传播对现代人来说成了一种“心理暴力”。
在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他们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主流媒体报刊和广播的，而到了今天，电子媒介和网络大行其道，高效率的传播能力、海量信息和广泛的普及，使这种“社会麻醉作用”有增无减。当下社会的人们在各种媒体的包围下，艰于呼吸却又乐此不疲，他们或是感觉不到媒体的“麻醉”，或是甘心被“麻醉”。他们的视线被媒介所牵引，心智空间被媒介完全占据，成为媒体操纵下的“提线木偶”；他们从媒介的虚拟空间中寻找满足感，情感和思想的起伏变化都以媒体内容为“脚本”；他们的现实欲求被不断地刺激和放大，社会行动能力却在不断降低。在《电视与美国人的性格》一书里，美国精神医学家D・格林就不无讥讽地写道，电视的煽情性和刺激性，使许多美国人退化到了只会“边看电视边吮吸手指”的地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大众传播媒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接触媒介的时间和范围都极大地增加。媒介在发挥正面影响的同时，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麻醉”的负面影响，西方学者所分析和批评的现象在中国也基本上存在。近年来我国有人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例如关于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对“网虫”和“电视的一代”的探讨。有学者认为，“电视的一代”是指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以“跟着感觉走”为行为方式，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内心世界是孤独而封闭的，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借鉴美国社会学家D・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所指出的观点：社会性格的形成方式经过“传统引导”、“内部引导”后，到达“他人引导”的阶段。而“他人引导”很大程度上就是媒介引导，媒介引导的结果是批量生产出没有自主意识、没有人格深度的“单向度”的人。这其实就是媒体日复一日地“麻醉”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可以说，现代社会变幻不定、大起大落的各种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正是“麻醉人”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写照。
传媒的“社会麻醉”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它是大众传播负面作用中影响最大的。现代传媒通过市场运作，介入社会权力和影响社会制度，作用于现代人的人格和心智，如果任其“麻醉”作用泛滥，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肌体。所以，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制度的规范和文化的引导，从而尽量规避传媒可能带来的否定性社会影响。同时还要注意，不能把这些社会弊端完全归罪于媒介本身，而忽视了社会的和人为的诸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