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和质量：

关于进步与发展的考量

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我国的精神产品也丰富起来，各类精神产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文学、文艺戏剧、小说、影视以及网络文学等产品总量空前增加。据2003年的统计数，我国出版图书190391种（其中新版图书110812种），发行157.54亿册，纯销售67.96亿册，人均年消费图书5.23册。出版期刊9074种，29.47亿册；出版报纸2119种，383.12亿份；出版录音制品13333种，录像制品14891种，电子出版物4961种。同时，我国出口图书、报纸、期刊共计766.05万册（份），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32.73万盒（张）。

在自然科学方面，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统计，包括香港地区在内，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上发表的SCI论文总数不断攀升，从1991年的7705篇已增加到2002年的39013篇。按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的世界排名已从第15位跃居到第6位。至2003年，我国的SCI论文总数达到93352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5.1%，仅在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排名居世界第5位。我国被SCI收录的国际论文的被引用数，2003年由2002年的24154篇增加到31168篇，被引用次数由51766次增加到72131次，分别增长了29%和39.3%（未排除自我引用或持反对论点和指出论文错误的负面引用）。这个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我国科学界最近十多年内的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进入世界文献的数量已有很大的进步，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精神产品生产的巨大进步和精神产品总量的空前增加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但是，这种喜悦多少令人带了些谨慎，甚至其中还有某种巨大的隐忧。为何令人喜中带忧或亦喜亦忧？因为我国精神产品数量的增长虽然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不小。以SCI为例，按2000年的统计数，我国从事R&D的科技人员(大陆部分)人均发表论文0.05篇，而日本人均0.14篇，美国人均0.32篇，澳大利亚人均0.38篇。据2000年所做的世界高校论文数年度排名，哈佛大学为9175篇，台湾大学为2295篇，国立新加坡大学为2124篇，国立汉城大学为2514篇，北京大学（合并后）则为1105篇。

除了数量上的差距外，还有品质上的差距。根据有关资料，从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在国际科学引文检索排名中，各学科被引证最多的前20篇论文中，没有1篇是出自中国科学家之手。在前100篇论文中，中国只有2篇；前1000篇论文中，中国只有14篇。可见，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虽然很快，但真正有影响的论文并不多。也就是说，国人发表的论文中上乘之作较少，有创新突破和原创性成果的较少。

文学、小说类创作也是喜中有忧。喜的是新人新作不断出现，作品数量在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时，一批既具思想魅力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忧的是许多作品格调低下，或宣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腐朽价值观，或过分展示血腥、暴力和色情，这与建设先进文化的宗旨背道而驰。同时，模仿、克隆甚至抄袭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尽管一些公道人文艺评论能对作品进行分析批评，借以营造文学艺术创作的良好氛围，可是力度不大。这种现象引起普遍的忧虑。以至2003年《新周刊》网站推出《无书可读》专题，对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原创乏力现象以及种种奇技淫巧予以痛斥。这虽然有些偏颇，但也反映了一些读者的激愤心情。

影视类的产品也是数量令人喜，质量令人忧。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从2000年起，我国电视剧集数量急剧增长，平均每天有30集面世。2001年制作的电视剧已多达14429集，可是，当年在电视台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仅2000多集，能够产生效益的电视剧只有15%，其余则持平或亏本。至2002年，制作完成的电视剧仍有9000多集，但真正能上屏幕的精品数量仍然很少，一些渲染凶杀暴力的涉案题材或戏说历史的东西则很时兴。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传达了“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国所有电视台黄金时间将不得播放渲染凶杀暴力的涉案题材影视剧”后，相关题材才开始大幅减少。

由于各类精神产品质量欠佳，我国对外贸易存在较大逆差。2003年我国进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用汇16880.91万美元；出口创汇却只有2469.34万美元。在版权贸易方面，2003年引进版权12516项，输出版权仅811项，并且近10年中国版权贸易输出和引进之比大体上是1:10。

以上数据表明，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精神产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在很大差距。

差距：问题在哪里？

如果深入到我国精神产品生产过程及其管理体制的内部，就会发现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这就是，我国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对精神产品生产缺少必要的学术规范或艺术标准，导致一些生产者粗制滥造，使品位低下的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产生。这在学术界、教育界尤其突出。例如，学术界著书不立说、撰文不立论已经成风。以教材论，我国已出版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每年产出10余部），但其中真正有质量、赢得学界瞩目的却屈指可数。哲学类教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情形也大致似此。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类教材就不下千部（每年产出30余部），但这些教材的体例结构基本上仍是艾思奇主编、1961年出版的那一部（它与前苏联19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有血缘关系），只是某些章节及话语方式有所不同。为何内容老化、低水平的教材得以重复生产？缘在它与编著者职称的评定和出版社的利益挂钩，这类教材又“容易”编写，所以低质量教材成为高产出的书种就不足为怪了。

重数量轻质量的激励机制则助长了不良学风。教师职称晋升的一项硬指标是发表作品的数量及所载刊物的级别，其学术质量反倒不去认真评估，这实质是鼓励人们去低水平重复生产。有的教师一年撰写论文几十篇，出版著作几部；未及不惑之年已收获了数百万字的成果。而学术失范则使剽窃抄袭、强占他人成果的事件屡屡发生。目前，学术泡沫越来越膨胀，全社会编书撰文已成为一种文化公害。没怎么读过书的人却要去写书，很少读书的人却写出很多的书。不光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也要发表论文，连一些政府官员、工商人士也忙此营生，以获取职业、职称双丰收。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海南省一位著名的“辞书大王”，在20多年里主编、自编词典34部，上市的字数总共超过两亿，平均每天编撰3万多字。图书质量的滥劣表明它们的作者不是在以作品的品位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钱包尽快鼓起来。

由于市场的不规范，使得伪劣作品也有了有利的生存环境。据媒体提供的资料，我国的书评带有广告性质，出版方请人写书评同图书销售有直接联系。于是出版界出钱请人写书评，只能褒不能贬。书评人的名气大小跟钱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书评专业户不仅所有的书都能评，并且不看完书也能写。网上的叫卖是：名人撰写书评，千字500元起价。1500字书评售价800元，3000字书评售价1600元。这种状况说明我国还没有成熟的书评环境，更缺乏权威的评估机构，以致不能通过严肃的书评将优秀图书留在市场、将劣质图书逐出市场。更有甚者，现在有些人善于通过媒体造出一些“大师”。可是，我们的“大师”愈多，大作却愈少。这种文饰与扭曲作用，会连续不断地制造文化的虚假繁荣。

假若我国精神产品生产不如人意的现象不能得到改观，精神产品质量普遍低下，长期下去只会导致社会精神生活的贫困。而精神贫困同样不是社会主义。从人的需求多样性来说，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样重要。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否，不仅取决于精神产品的数量，更取决于精神产品的质量。在任何时候，高品质的精神产品更具魅力，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规范我国的精神生产，转变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健全激励机制，才能使我国的精神产品在真正丰富起来的同时多出佳作精品，才能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从长远看，我国的精神产品生产要有新的发展，精神产品质量要有大的提高，先要改革精神生产管理体制，严格学术规范及相关制度，否则粗制滥造的现象将得不到禁止。例如，在科技领域，要保证有更多高质量论文的产出，就必须克服目前存在一些片面认识和做法，去单纯追求SCI论文数目，因为这无形中会鼓励一些人去做一些较小的研究项目以便容易发表论文，而不敢或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义但非常艰难的科学问题。显然，学界的浮躁风气和急功近利的取向不克服，只会导致科学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使我国最终难以进入世界科技强国。

还有一种最令人忧虑的情况是，由于管理上的漏洞，我国花费了巨额科研资金却生产出了不少说服力不强的成果，甚或假成果和不是成果的成果。据有关报纸评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有关单位2004年的报告是中国已经进入“初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舆论哗然之际，2005年初春发布的报告则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程度与美国相比仍然落后100年以上。另据媒体报导，我国某大学强行开展一个本已被一些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白白浪费1亿元投资。该科研项目给申请人带来荣誉和利益，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除此以外，不良行为的广告战，竟能使医学教授写出白酒有利护肝的科学论文。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精神生产方式的革新是刻不容缓了。如果不加紧改革科研管理体制，不能尽快营造一种出文化精品和科研精品的环境，我们的精神生产不仅难以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而且极有可能发生大的滑坡。因此，我们必须以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决心和改革的心态，正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消除管理中存在的弊端，正确处理精神产品生产中量与质的辩证关系，尽快将注意的重点从精神产品的数量方面转向质量方面，这样才能迎来我国精神产品生产的真正发展和精神生活的真正丰富，才能从根本上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精神产品生产领域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