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教育研究院楼道两边的墙上，挂着为该学院捐款人的照片，这里面有前任哈佛大学的校长、教育研究院院长，以及其他人士，他们对教育的独到理解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学必须使自身迅速地适应人们品格方面有意义的变化。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永远是一面忠诚的镜子，鲜明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品格。这是1869—1909年在哈佛任了40年校长的查尔斯・埃利奥特对于高等教育的看法。看来他更为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的品格的意义。

1948—1962年在这里任教育学院院长的弗兰西斯・凯佩尔认为，“教师和教室终究是目的之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教育的目的是学习，如果教学不能达到这一结果，它就是徒劳的。每一个新的改革方案都必须最终代表或者奔向自己所证明的目的性。”

1982—1991年的女院长帕特里夏・格雷厄姆看到，“除非整个民族意识到，并且行动起来推动学校的发展，支持孩子们，否则学校将不会繁荣，我们的孩子也得不到教育。如果这样，我们的希望就是渺茫的，我们的国家是衰弱的，我们的民主将渐渐地消失，我们的未来是有限的。”

现任的教育学院院长杰罗姆・墨菲这样教导学生说，“我一直都认为，想获得财富的年轻人应当成为教育家。真正的财富并非来自于金钱，而是来自为他人的服务。”

一对老夫妻这样写道：“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出自一块墓碑：“‘我以往花费的，我以往拥有的；我已经保留住的，我已经失去的；我所给予的，我现在拥有的。’当我们为教育作出贡献时——这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推动力——我们拥有的是对未来的希望。”

为了感谢这些人能使教育代代相传，教育研究院授予他们荣誉教授的头衔，也许这种身份对他们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已经理解了教育的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