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祖籍江苏吴江，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

1933 年 毕 业 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66年起的十年浩劫中受到迫害。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1988 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1993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一生著述甚丰逾500万字 ，影响较大的有：

英文版 ：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 ， Earthbound China (1945) 、 Chinese Gentry(1945) 、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1981) 、 Chinese Village Close-up(1983) 、Small Towns in China(1986)。

中文版：《内地农村》 (1946) 、《乡土中国》 (1948) 、

《乡土重建》 (1948) 、《生育制度》 (1947) 、 《小城镇四记》 (1985) 、《费孝通社会学论文集》 (1985) 《行行重行行》 (1989)及论文多篇。

自然科学越发达越应重视人文科学。当今世界发展必须重视人文科学。这两句话是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2001年9月24日和2002年6月29日分别在中国科技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讲话中说的。如今，讲话者已阖然长眠，在人们对他的研究、悼念和追忆中，可以看到在历史赋予费孝通那近乎传奇的人生中，他所践履着的人文精神。

1939年，时年29岁师从马林诺斯基的费孝通根据自己在江苏吴江江村（即开弦弓村）的调查写出的论文《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未久《江村经济》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历经60多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孝通的学生邱泽奇说：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是，传统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或许1980年费孝通在其《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一文中的话更具说明：“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才需要科学。毋需隐瞒和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科学才会在人类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费孝通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具有颇高的学术造诣，为人类的学术发展增添了中国人的智慧，还在于他终生秉持科学和人文的精神探究社会与人的发展问题。比如费孝通研究乡镇社会发展问题作出的六大贡献：1、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2、小城镇发展是大问题，大战略；3、提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 4、提出城乡一体化；5、从“船小好掉头”到“联舟抗风浪”；6、区域经济概念。这些问题无论是首创或是强调，经过社会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逐步的系统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贡献和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李强说：如果回想26年来中国社会学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努力，哪一项研究的影响最大呢？应该说，还是费老在20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小城镇”的战略影响巨大。今天，在中国的江南，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这应该是费老留给我们的一份巨大财富。

自1990年代以降，进入耄耋之年的费孝通时常进行学术和思想的梳理、反思，集有生之年对真知的探究和社会实践的体验，在国内经济与社会长足、快速、巨大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交相影响的背景下，不断呼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和阐述了“文化自觉”这一重大命题。

他说：人文世界存在于自然世界之中，人离不开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在自然世界中的活动，又创造了人文世界。因此，无论是研究自然世界还是人文世界，都要在知识方面贯通起来，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就是天人合一，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人文世界中的人在“人造”的世界里生活，就必须认真研究、分析人文世界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必须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耽搁，现在面临着加快培养人才和加快研究步伐的重任。高校的人文教学要与研究相结合，既要注重知识面的“全”，更要兼顾“专”，要极其重视调查，通过人文科学的研究，服务于社会，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他说：现在存在着人文科学不如自然科学受重视的问题，实际上，自然科学越是发达，需要人文科学去研究、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他还说：当今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大的转变，科学的社会学需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目前真正把人的科学当成科学对象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真正的人文科学发展可能是今后的20到30年。又说，美国9.11事件是对人的历史性的警告，人与人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科学的发展可能成为毁灭人的工具。因此如何利用社会学等人文科学，使其成为服务于人的工具非常重要。当今世界处于信息时代，包括生物工程等的自然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然而，需要重视的是，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必须培养人文科学一起发展，不能偏废。

费孝通为“文化自觉”作的定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方可在文化转型期取得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方可使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多元化世界文化之构建。

他呼吁：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

他更语重心长地说：“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领导干部尤其需要有这种“文化自觉”，才能一路走好，不摔或少摔跟头。

不论是作为学术大师，还是作为国家领导人，费孝通不仅把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视为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更是这种精神的践行者。从1936年到2003年，在六十多年的时光中，费孝通对江村（即开弦弓村）进行了多达26次的深入访问。在晚年，只要身体允许，费孝通坚持参加学术活动，发表文章。就是前几年，他还给博士生谈论文怎么开题、思路怎样、答辩前看论文，亲历亲为。2002年11月3日，时值北大社会学系组建20年，前一天刚刚度过92周岁的费孝通作为社会学系的领衔教授由秘书牵着手，步入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向1000多名整整20届社会学系的新老学生讲大课。费孝通这一课讲了40多分钟，一口水都没喝。北大学子长时间热烈鼓掌，争相上台与费老合影。费老慈祥地端坐着，不厌其烦地让一拨拨学生来照相。这是何等的人文情怀！

曾记否，费孝通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做出较好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