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的城市设计，要包含城市整体规划、城市管理、城市定位和具体的建筑物设计等多个环节，在这里，城市设计的含义比较宽泛，它更多的是指决定城市发展所必须要做的所有大事情。但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设计”含义，主要还是指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物的设计。任何优秀的城市设计，都是这一城市里或更大范围内人们智慧（如跨地域、国界的设计招标形式）的结晶，是多数人劳动的结果，也当然是完整的历史文化产物。好的城市设计就必须要做到，它既要能够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又要适当考虑少数人的基本要求。城市的设计者是“人民”的代言人，代言人做得好与不好，除了其个人的修养、品性、眼界等因素外，更主要的还是要取决于制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这是“人民性”的基本要求。
根据比较成熟的城市发展规律看，在很多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城市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完整的质询、咨询制度作保证，以体现和满足民众的意愿。很多城市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健全的社会决策机制，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齐备的专家咨询和民众质询形式的完整链条。2003年秋，我们在考察德国柏林市的城市发展时，曾特别关注了这一决策机制的基本含义和运行效率问题。在1989年两德统一后，东西柏林的城市融合可能是非常麻烦的事，两个柏林在城市构成理念和城市建设实践上的巨大差异，可能会给新柏林的发展造成很多困难。但是当我们向柏林市议会议长先生询及这一问题时，他说由于有非常有效的决策和咨询、质询机制的保障，新柏林的建设完成得比较顺畅。
柏林的经验是，首先要充分尊重有关城建的各类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而形成的公认准则，具有相当的社会恒定性和历史文化延续性，是历史文化和历代人民的智慧积淀，不能频繁修改。即使是新的城市发展建设，也同样需要尊重现成法律法规，这就保证了城市特色和文化风貌的完整性。新柏林的绝大多数新建设，都是严格地遵循着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关于建筑外观、建筑容积率和建筑高度等项目的明确条文规定。其结果是让人们通过观察这些新建筑的整体风貌风格，就可以感受到柏林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和魅力。其次，法律法规的健全，还体现在它要保证全社会都有机会参与城市的发展建设。在柏林有关的制度安排中，来自建筑、城市规划、环境设计、生态等方面的专家咨询和普通的民众质询都是必须要执行的程序，而且专家和民众都参与到决策的每一个环节中，他们的意见和决定都具有法律的效力。也就是说，专家和民众的意见，可以对最后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对索尼中心这样的大型建筑，就采取了持续较长时间的审慎严格的咨询和质询，认真听取了民众和专家的意见，并依据专家咨询和民众质询结果确定了最后的建筑方案。
在专家咨询这一环节中，要注意充分发挥两方面的功能效益，专家们充任的角色是双重的，他们既要代表民意，向决策机构和业主单位提出质询，又要从专业角度接受市民的质询。他们在两者间起了桥梁的作用。专家的意见可能会与民众有相当距离，这是正常的，但这个距离空间不应该太大，太无从捉摸。民众的意愿当然不能决定一切，普通民众很可能会对建筑艺术和历史相对陌生，对新的建筑艺术探索一时难以接受，那么就要专家去做引导。他们要对新建筑的投资状况、功能安排、整体风貌和艺术特色，做出解释，引导市民对建筑的真正意义和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专家的专业性视角和立场，也许暂时难以被决策机构和业主单位接受，那么他们就要认真耐心地向相关单位做工作，框定修正决策单位或业主单位的错误和缺失，指出其考虑不周全的问题，特别是要指出其在整体规划和文化上的缺陷。在这一方面，专家的作用和责任显得特别重要。在这样的决策流程里，一个新建筑，特别是大型建筑的决策过程，质询期往往要长达二、三个月。这完全是为了对城市发展和全体民众负责。在这期间，决策机构或业主单位，必须完全向市民开放，听取来自城建、规划、环境、环艺和建筑专家，以及新闻媒体、普通市民的质询，必须回答所有的问询。实践证明，这种质询制度促进了城市的有序发展，保证了城市的宜人特性和文化特色。
历史经验证明，质询听证制度的完善和有效，是城市发展建设的最佳保障。当年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建设，由于市民质询的不完善，不充分，结果至今遗患无穷。2000年悉尼奥运设施的总设计师澳大利亚人菲利普·考克斯说过，悉尼歌剧院不仅是悉尼人的长年经济负担，而且其建筑功能也非常不到位，不合理。他在2002年的国会听证会上，曾宣誓发言说：尽管悉尼歌剧院给国家带来了“地标”效果和旅游效益，但毕竟不是一个功能合格的歌剧院。所以，他支持澳大利亚文化部重新再建一座歌剧院。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当时的重要评委，来自美国的欧路·沙里宁对这一建筑方案的过分偏爱，是他坚持从落选方案中挑出了这一方案，他在向评审委员会提交此方案时说：“诸位，这就是头奖方案！”但对悉尼民众的意见，恐怕就没有较充分地去听取，其他专家的意见也在这位超级建筑大师面前没了声音。当然从建筑艺术上讲，这个方案确实有非常独到之处，艺术上大有创意，据建筑设计者琼·伍重介绍说，他做这个方案时是按照雕塑的要求去做的，他认为“在悉尼歌剧院，屋顶是头顶重要的”。的确，这样一座特别注重屋顶效果的洁白建筑，放在悉尼的海湾里简直美仑美奂。美则美矣，但却难以掩盖其巨额的投资负担，和作为剧院功能上的缺陷。所以考克斯激烈地提出需要再建一个歌剧院。不过这怕是又要有新的财政负担产生了。这也是城市设计中关乎“人民性”含义的一个例证。
美国著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巨著《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曾描述过希腊雅典的“城邦精神”，即“人类精神通过社会机体得以充分表现，社会机体则变成了一片人性化了的景色，或者叫做一座城市”。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有效的机制，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既完善了自己的精神，也完善了城市本身。他就此总结道：“市民认为，城市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市民之间，正像朋友之间那样，绝不存在什么秘密的事情，不存在职业上的隔阂，也不存在不平等的可能性。……他们只是重新获得了他们在乡村文化中曾经享有的地位，在这种地位上他们首先是一个人，具有人类的一切特征，而且可以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去自由发展。这至少是一种理想。”这段话，基本体现出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意义和方式。而芒福德更有深意的话在其后：“而且，我们至今所赖以恰当地衡量希腊城邦的，正是它形成这种理想的能力，而不是它未能实现这种理想之处”。简而言之，需要努力造就和培育的，恰恰是这种民众积极参与和对家园负责的能力，而不是挑剔地找寻别人城市存在着的不足，或者简单地一一比照别人的城市发展现实，去照样描画自己的城市。
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趋势相伴随的，当然不仅仅是城市规模和外观的发展，更应该是城市市民精神的进步和丰富。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中，民众参与如何实现，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也能够听到日渐多起来的“民众参与”的报道，例如南京市通过市民参与方式，决定了不少重要的城市建设事项。他们的经验是，要在任何规模的听证会上，增加普通市民的比例，其意见和票决结果真实有效，并可以影响最终决策。这无疑是很好的消息。但我们也看到，在相当多的城市里，听证会也还存在着走形式之嫌，民意代表比例较小，也有些代表似经过精心挑选，做过“工作”，民意的代表性体现得很难说是充分合理。更不要说在制度层面上去努力加强建设，以确保民意表达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这样的“民众参与”不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亵渎了民众参与的神圣性和严肃性，使人民对今后的一切参与都产生怀疑或者不信任。失去了民意的支持，我们的城市发展就很难做到健康、有序、完美。所以，在今后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做出极大的努力，逐步建立起连接起决策者、业主——城市设计者、专家（重要的是还有新闻媒体）——民众的有效互动机制，以期将城市的“人民性”含义充分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