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近代自然科学自伽里略、牛顿以来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自然界有没有规律？如果有规律的话，这种规律是什么？面对纷繁的自然现象，要找到规律必须找到某种确定性。那么，这种确定性是什么呢？牛顿所找到的是自然界的某种均衡。我们注意到，在他那里，自然界的运动总是存在或趋向某种均衡：

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总是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牛顿第二定律：作用于一个物体的力等于该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之积；

牛顿第三定律：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牛顿第四定律：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两个物体的质量的积成正比，与两者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里的等式或均衡，毫无疑义地表明了自然界的某种规律性。如阿瑟所说的，这是一种行星时钟般的规律，它们是简单的、可预测的、能够自我运行的牛顿式的机器。换言之，牛顿向我们展示了自然界的一幅可还原的、决定论的、连续的、稳定周期运动的图画，一种均衡的图画。

自然科学的这种研究启示经济学：经济现象中是否也有这种均衡的规律？

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宣称，如果让人们自由地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供求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一切朝着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这是一种确定性的发现和表述。之后这种表述被发展为，各种经济主体为实现自己目标最优化而相互作用，最终达到供求等各方面力量平衡状态——均衡。它表明了经济发展变化的整体趋势。

如果经济现象确实存在这种均衡，那么经济世界与牛顿的物理世界就是一样的，都是深植于有序领域之中。即使有某种不确定的力量在某一时刻将系统推离了均衡点，该系统仍然会回归到均衡点上来。

之后，经济学家使用了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办法，对这种均衡点进行科学说明。其基本逻辑是：理性人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假设推导出信息完全假设，而后在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的共同作用下达到市场出清的结果——均衡达到了。

马歇尔首先论证了单个市场均衡状态的存在：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每个人或企业都实现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同时所有经济当事人的行为都处于相互协调、相互兼容的状态之中，市场价格使供给和需求达到相等，即市场“清了”。马歇尔以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为出发点，分别说明两方面的情况：在产品市场上，当需求大于供给而导致某个产品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会减少对这种产品的购买，因而需求减少；而厂商在价格上升时必然会增加对这种产品的生产，导致供给增加；通过这种价格机制的调整可以达到供求双方的均衡。无论消费者还是厂商都不再有改变自己行为的趋势。

瓦尔拉斯进一步将局部均衡扩展到一般均衡，即整个市场体系的所有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和供求相等的状态。瓦尔拉斯像物理学家一样用数学形式进行论证，他把“无形之手”理解为价格体系，认为每一种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不仅是其本身价格的函数，而且是整个价格体系的函数。当价格体系恰好使所有商品的供求都相等时，市场就达到了一般均衡。在这种均衡中，市场是一个整体，各个市场、各种经济主体普遍地相互依存和协调，各种经济主体获得了最大的满足。所以，均衡点的形成过程，就是最大化的实现过程，也是价格机制自由传递供求信息的过程。换言之，一般均衡的形成，是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的逻辑必然，在瓦尔拉斯这里它是以数学形式体现出来的公理化体系。

在瓦尔拉斯工作的基础上，帕累托引入了检验这种均衡是否最佳的标准，即后人所说的“帕累托最优”。这种最优状态表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是怎样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利益，从而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一致。

在此之后，希克斯和萨缪尔森继续探讨一般均衡的稳定条件，研究它的运转规律。但一般均衡的方程组的解的存在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直到有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以及这种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才得到了严格的数学证明，数理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种严格的公理化的体系在德布鲁的《价值理论》中得到了全面总结。

至此，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被完成了。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也达到了发现均衡规律的目标。正因为此，熊彼特把两者作了一种惊人的对比：“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和边际效用理论取代‘古典学说’，是同一种类的业绩：两者实质上都是通过简化和统一来改造原有的理论。”“我们应该承认，现代理论的这些开路者有权宣称他们使经济学的纯理论部分发生了革命”。在另外一个地方，熊彼特还把边际效用原理及其推理与牛顿第一定律等量齐观，认为都是知识大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