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丹青在清华大学5年始终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而不得不选择离开，此事近段时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在我看来，陈丹青的辞职凸显了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张力。本来，学术与行政具有不同含义和性质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方式和价值取向。但是，由于我们习惯于用行政管理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大学，按照行政组织的结构和方式来设计大学的内部组织，对校、院、系进行权力分配，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级别，确立管理中的隶属和服从关系，因此，大学常常以行政化的命令方式和习惯处理学术性事务，而大学中的学术组织（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等），也或者泛化为行政组织，行使某种行政职能；或者作为“虚位”组织，学术权力往往难以产生实际的作用。

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这种“学术行政化”与社会盛行的科层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后者在大学的反映。

科层制是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依托的一种“官僚制度”。按照韦伯的解释，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科层制是一种法律化的等级制度，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第三，科层具有非人格倾向，其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第四，它也具有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即有一个量化标准。

以此来看，虽然陈丹青批评艺术学院讲“量化、管理、科学、科研”使人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扼杀了艺术创造力，并声称自己不进入这一“话语圈套”，是极具针对性和艺术家眼光的；但是，恰恰是他所批评的这些东西，构成了科层体制的内在属性。由此可知，只要你还处在那个环境中，你就必须遵守这套话语系统；只要科层化的管理存在于大学，即使是艺术学院，其头等大事也必定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之类的东西。因为这是科层制的“铁律”。

正是无处不在的科层制，从组织机制和运作方式上将学术纳入行政系列，而“学术行政化”的后果，就是学术向行政“俯首称臣”，全面依附于行政。

没有学位，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的陈丹青，2000年被清华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从这一点来看，足见清华为才是举的胆识和气魄，但5年后，这位著名画家终因无法忍受“学术行政化”体制而不得不离开，可想而知，这一怪圈是何等的坚硬，即使是清华这样顶尖的大学也无法打破。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行政权不能侵犯学术是基本底线。目前盛行于各高校的“学术行政化”是大学职能的异化，而长期让科层体制主宰大学，将会窒息大学的创造力和生命。陈丹青的离职，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大学的危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