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今国际环境，要想较客观地判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小强弱，首先必须从经济、科技、资源、生态和社会发展的结构及其协调做出系统考察，既研究综合国力发展的显力即硬实力，也研究综合国力发展的隐力即软实力，真正利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与手段，进行一系列优化分析和监测评估，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鉴于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多样和不同国家的各自特点，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道路及增长模式肯定千差万别。道理十分清楚，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决然不能照搬到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国情、体制、文化背景不同，也不能生吞活剥地模仿。不过，同一类型的国家还是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哪怕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有彼此可资借鉴的东西。探讨高科技条件下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与发展，最要紧的就是从系统结构的整体性规律出发，抓住普遍性和特殊性两条基本原则，既找出某些地区或国家的共同特点，也针对要素组成的具体情形，力求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和处理。可以认为，综合国力的大系统结构及其要素协调，将是以高科技为制导的综合国力发展的一种长远趋势。

当前，在世界许多国家，综合国力的结构性增长已明显地体现出来。这种结构性机制不单是对一国国内起决定作用，而且，任何国家的综合国力增长同样还受到国际关系体系的制约与牵动。就一国国内而言，综合国力的结构性增长主要是通过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协同发展来给予支撑和调配。拿经济为例，在发达国家，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尤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最为典型。在经济体制上，美国一贯奉行的是干预政策调节，日本为官民协作型市场经济，德国为社会市场经济，英国为美国式调节型市场经济与本国传统式不完善计划经济的组合，法国为计划调节型市场经济等。上述国家虽然都是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系统的调控手段，但面对高科技发展引起的经济要素配置的重大转折，却仍然在加大政策和体制调整的力度。发达国家推动经济有效增长采取的相应做法是：第一，以国家政策调控引导经济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目标转换，主动适应科技、经济综合发展的集约趋势；第二，凭借市场机制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和企业活力，减少政府干预，使市场竞争成为经济进步的强大杠杆；第三，通过信息手段建立国家管理的权威系统，实行经济管理的分层控制，达到整个社会的有序运作。至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近十年也一步步从计划调节型经济向市场机制利用型经济过渡。发展中国家数量多，社会形态不一，经济基础和体制支持能力相差悬殊。其经济结构的弊病一般都表现在畸形的单一化经济，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内部布局失当，产业结构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结构造成经济模式严重滞后等。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的当务之急就是努力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要从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入手，由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效益为综合国力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任务虽然各有侧重，形式和效果也不一样，但从根本上说，恢复和增强经济活力，摸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模式，却始终是不同类型国家全部改革的要害。

在经济的整个增长中，科技居于第一生产力的地位，无疑是关键要素。在近现代历史上，凡是及时抓住科技革命机遇的国家，都先后成为经济大国。当今时代，高科技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代表，不仅在急剧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还引起产业结构的改变和不断优化。以往的科技常常需要在实验室等待生产或工业的呼唤，造成大量科技成果长期积压，不能很快转化为生产力。而在今天，高科技与高科技产业往往密不可分，从高科技的科研到生产应用的周期大为缩短，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日益成为科技物化的过程，由技术转移到生产应用，越来越形成产业一体化趋势。高科技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表现在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转型，促使产业技术和产业结构陆续优化升级，因而带动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现代化进程。各国科技特别是高科技发展的模式，通常可分作两大类别：一类是由政府直接掌控国家大科学或大工程项目；另一类是由政府、科研机构及企业实行联合，建立产业开发区，融科技、教育和生产于一体。如果说前一种发展模式主要是以国家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跨国协作为条件，那么，后一种发展模式显然是以智力密集为依托、将产业创新和升级当作首要任务。采取这些措施，既能有效增强一国的科技总体实力，又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来为经济乃至综合国力的增长提供可靠的动力支持。

在现代国际社会，政治对经济和综合国力的作用显得越来越突出。如今的政治不能仅理解为权力或政府的传统行为，严格地说，政治就是国家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发展即意味着在一国建立能适应历史、社会、文化变革要求的稳定政治体系。政治发展同样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容与范式，政治发展的本质就是政治现代化。政治体系无论其结构如何完整，行为如何有理论依据，其政治决策和运行模式如果没有使管理客体发生必要的变化、带来实际的利益，那么，其运转便不能算达到最佳状态。高科技发展不只是在经济领域正在引起一场空前变革，对政治的影响也将持续显现出来。人们越来越会看到，围绕高科技与综合国力的相互拉动，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水平、政治稳定程度及政治运行模式是否合理和有效，将是衡量该国政治运作能力与政府管理质量的重要标尺。

同政治所处的地位一样，任何国家增强综合国力都不可能离开文化发展的底蕴和烘托。文化发展往往也遵循相应的模式。所谓文化模式，平常大都是指某一价值系统中具有支配力的主流部分。文化模式又可以视之为特定社会的成员群体共同树立的标准行为方式。在现代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系统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系统或模式。人类文化的这种多样性，是由于不同民族适应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发展水平所致。特别是高科技向综合国力领域的渗透，更加使文化因素同经济、社会生活紧密交织，功能强化，这就要求经济发展不能仅从外部引进，片面接受国外经验，而必须同每个国家自己的社会文化方式协调一致。新技术革命后，发达国家的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优势向各国大肆扩张。西方文化固然有其先进成分，但也有落伍于时代的东西，发展中国家在谋划自己强国富民的种种战略时，必须善于辨别真伪和是非，真正倡导本国有特色的文化价值，强调发展战略的自主性和内生化，把增强综合国力同文化的除旧布新以及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正确、合理地加以统一。

事实证明，高科技向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强烈卷入，的确使综合国力的发展与增长成为多种要素在量上累积，在质上兼容、协调的结果。为着实现国家各领域持续发展的目标，人类既需要改变现行的社会生产方式，又得从多方面变革自身的传统观念和不规范行为，包括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其任务更为艰巨。当今之世，一个国家增强综合国力的根本举措，不仅要坚持从本国的政治、文化条件和社会需要出发，根据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储备能力的不同，尽可能把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构成进行优化组合，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总体实力的提高，同时，也使资源、生态得到切实协调和维护。只有做到了综合国力各种要素的大协调统筹配置，其增长和发展才会处于良性运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