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发展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利弊分析

2002年以来，我国“油电煤运”瓶颈普现，但西部许多地区仍然能敞开供应低价电，这种反差吸引各地投资者“集结”巨资于西部的能源富集区，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温州商人蜂拥而入的炒作局面。结果内蒙古几乎所有能源富集区的盟（市）旗（区）都在发展高耗能产业。在自治区重点扶持的20家工业园区中，有5家被美其名曰“高载能工业园区”；在宁夏，从传统的高耗能生产基地石嘴山市，到新建的工业园区，高耗能工业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一些省区甚至制定了面向国际市场的“宏大目标”，例如包头市石拐区计划到2005年末建成“世界级的硅铁合金基地”，届时可形成100万吨的硅铁合金生产能力。

这种大发展其实顺应了全国的形势,“十五”以来，我国逐渐进入重化工业时代。1999年以后的重工业生产增长一直快于轻工业生产，2004年这一特点更加明显，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约6个百分点。国际能源署在《2004世界能源展望》中曾经这样总结：“中国不仅已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正在向重化工业转型”。

但是，西部蓬勃兴起的高耗能工业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属于“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发展模式，必然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与这种大发展俱进的是大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报告认为，晋陕蒙能源金三角区的区域性连片污染反弹异常突出，当地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恶劣，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极为严重，黄河水在这一段有多个断面是劣Ⅴ类（即完全丧失使用功能）。另外，由于这些高耗能行业大多采取散、小、陋的低水平扩张，不仅浪费资源，也使各地的污染成为结构性污染，即由于技术、经济原因靠污染末端治理解决不了大问题的污染，或者说只要有这样的企业存在就必然存在的污染。

西部本来就是我国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已占到当年GDP的8%；而环保总局的生态状况调查更表明，仅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当地GDP的13%，相当于甘肃和青海两省的GDP总和。这些事实上是从东部转移来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对西部环境来说似乎是雪上加霜。有许多人惊呼这种发展“糟得很”，更有人直接将其比喻为“卖血换馒头”。

然而，作为局外人全面看来，这件事一方面是“好得很”的大幅度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才是触目惊心的环境破坏。那么，这种发展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1  两把尺子来衡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价值

十六大以来，我国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新的政绩观——事实上，这是现阶段发展的“最高纲领”。据此，可以用以下两把尺子来衡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西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①按以人为本的要求来衡量

好得很和糟得很都是相对目的而言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具体说来就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的福利最大化。

必须认识到，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饱暖）、生活需要、发展需要，从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后、逐步解决。因此，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必然有不同的科学发展观。基本生存需要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哪怕好像不择手段、不论代价。可以告诉未来的历史是：尽管饿急了自食其肉的事鲜闻，但“析骸以爨、易子而食”屡屡被写入正史。饿急时的一个馒头绝对比未来的一箱人头马值钱，因为此时活下去的基本需要压倒一切，为了换取吃饱所需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粮食，人愿意付出的代价可能无限大，因为彼时彼境那点粮食的价值的的确就是无限大。这种情况下卖血换馒头你能说是愚蠢吗？那是一种必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智慧，因为这样的人懂得吃饱了不饿是真理中的“宪法”。事实上，经济学也早给这种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不同，对不同资源的需求量不同，因此在消费者支付意愿上对各种稀缺资源的评价权数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环境容量资源的定价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函数，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容量资源的定价越高，此时环境污染对人的福利的影响程度就越大。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环境污染对人的总福利影响要小得多，因为温饱问题的影响来得更大、更直接。因此，在“初级阶段”动用一切资源、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一点基本需要是难免的。我们现在可以抨击当初“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开矿政策破坏了资源，污染了环境，但也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又有哪一类环保抵得过温饱。有的地方领导提出“宁肯呛死、不愿饿死”的口号，尽管为许多人不齿，却话糙理不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正是因为从人的需要来看必然是先温饱后环保， 所以“先污染后治理”才会成为一种全球概莫例外的普遍现象。

另外，必须认识到一个发展中的客观规律：在解决这些基本需要时采取的对策只能因地制宜。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既有农民的土地可圈，更有殖民地可圈；美国崛起时，更是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得天独厚的资源、最难得的两次大发战争财的机会以及最多的蜂拥而至的各国精英。尽管东部经济较发达的上海、浙江、江苏等地，近年已纷纷调整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将资源环境核算乃至绿色GDP等指标纳入对地方政绩的考核中，浙江更是要求将全省的粗放高耗型增长模式尽快转变成资源节约型模式，但必须认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们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需要前置条件的。西部在发展中有什么呢？西部目前的发展状况远远落后于东部，许多地方只是勉强解决了生活中的温饱问题，却还没有解决发展中的“温饱”问题——亟待实现工业化。但经济基础薄弱，人多地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西部不到7年），更谈不上有靠山可吃，有殖民地可挖。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污染小、产值高的产业看来暂时是没大多数西部人什么份儿的。此时，难免出现“饥不择食”的情况。尽管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一开始就是试图将东部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加工业的经验复制到西部。然而，西部地广人稀，运输和产业配套等成本高，人力资源匮乏，因此在这些方面并不具有比较优势。西部的比较优势在哪儿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资源型产业。这样才能做到人无我有。尤其是在我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情况下，东部的经济总量仍然要依靠重化工业支撑，西部恐怕还只轮得上干“更脏的活”。

这似乎是不平衡。然而，经济发展就是不平衡的。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西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中深刻地指出，“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他说：“从我们的观点看，导致偏离平衡的结果恰恰是发展的理想格局。因为这种结果的每一连续发展都是由过去的不平衡引起的，并且转而引起不平衡，要求进一步的发展”。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区域之间，于是我们看到了欧洲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南北的分化，也看到了我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东西差距的拉大——因为各种资源在“看不见的手”的诱导之下，总是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这种情况下，除了接受现实，在不平衡中寻找比较优势，谁还能有高招？

所以，尽管从资源和环境的角度而言，以粗放型的资源型工业为主的发展方式是糟得很。但是，在西部的这个阶段，在必须满足最基本发展需要的阶段，这种资源、环境代价有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②按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来衡量

科学发展观不仅强调以人为本，还强调协调、稳定、可持续，这实际上意味着统筹资源、协调发展。十六大以来，围绕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手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统筹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已成为新规则。中央最近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更是具体提出了和谐社会六方面的要求，其中不仅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有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细化了。

和谐意味着高效地、协调地配置各种资源，而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体现在配置是否均衡上。所谓资源配置的均衡在经济学上本来是指：各项经济活动中边际要素投入所得到的边际收益相等的状态，也就是说将有限的稀缺资源按边际投入所产生的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分配到各项经济产业活动中去，这时整个经济产业活动的资源配置所得的收益最大，经济活动处于卡尔多最优状态。在科学发展观下，人的需要既是分层次的也是多样化的，环境质量同样是人的福利之一。经济实力、资源储备、环境质量都成为构成人的福利的要素，都成为稀缺资源，一切人类必不可少的经济、社会、以及资源与环境保护活动都成为创造稀缺资源的活动。这三项人类活动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同样应当满足边际投入与获得的边际效益相等的原则。即在资源、环境、资金等稀缺资源间，只能以人的福利最大化为惟一标准来统筹。据此，必须认识到资源、环境固然是有限的，但用来治理污染的经济资源本身也是有限的。不能先验性地决定一个就比另一个更珍贵。哪个更珍贵取决于哪个的市场价值更高。正确的选择是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用在效率最高的用途上。

如何才能有正确的选择呢？如果将环境容量资源作为与资金、自然资源并列为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稀缺资源的话，保护环境就变成了一种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经济活动”，即通过计量各种稀缺资源的投入产出比来决定经济活动的方式和强度。得不偿失的，当然要舍弃。从这个角度而言，环境保护与中央一再强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致的。事实上，也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环保，才可能真正统筹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当然，这其中就必然涉及到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定价问题（目前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区域环境规划来体现）。只有定得合适，才可能既保证经济增长也兼顾环境保护。如果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环境容量资源即便人为地定了高价，实践中也难以执行，必然出现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和用地方保护来对付环境保护。

也因此，并非目前西部各地普遍出现的资源型产业爆发式增长就好得很。按上述统筹各种资源的要求出发，发展资源型工业也必须讲究性价比。决定污染企业是否能在某个地区存在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利弊问题。如果利大于弊，引进污染企业可以发挥当地比较优势，大量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可以通过巧妙布局，把污染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那么这种污染企业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就值得引进。如果相反，弊大于利，那当然只能说一不二地严辞拒绝。

除了这种资源配置上的一般考虑，在两种情况下，环境资源必须超过正常水平地定高价，才可能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一是必须注意到环境保护中的原则是：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严重的工业污染在西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如果不注意对人居环境资源定高价，则不仅污染代价过大，而且必然会影响到安定团结；

二是必须注意到在环境保护中的规律是：污染是可以治理的，生态破坏后的恢复则常常是花了西瓜的钱买不来芝麻，而生物多样性破坏往往覆水难收。所以，对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保护区必须定高价。

总之，如果能够通过规划等手段对发展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类型、规模、布局进行调整，一方面合理利用环境容量将高污染行业部署到环境容量较为富余的地方，一方面确保人居环境、生态功能区等重点，以尽可能减小发展的代价，则“糟得很”是可能转化为“好得很”的。

用这两把尺子衡量的结果就是：正确的区域产业发展决策，应该是在对环境容量资源合理定价的基础上以投入产出比来判断发展污染产业的可行性以及具体的结构、规模、布局。污染只要是按照各类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统筹的、地方居民能够接受的，就是合理污染。如果糟得很能换来好得“更很”的结果，有时就是值得的；但如果得不偿失，本来好得很也可能转化为糟得很。

2  用四句话来概括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模式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机遇，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意义有霄壤之别。在充分认识污染代价的基础上，还应该充分认识到西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历史经验表明，新兴工业化国家重化工业阶段一般只有不到20年时间，而出现明显的“油电煤运”瓶颈导致原材料价格暴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年。这表明目前西部获得的机会难得。在这一时期，加大资源型工业的力度，可以通过相对较高“较不正常”的资源型产品价格来更快地积累更多的资金。例如，对内蒙古经济增长最快的县—准格尔旗来说，煤电业能如此迅速地积聚财富，是重化工业时代初期供给不足的历史机遇带来的。由于各方面的瓶颈，煤及相关高耗能产业的产品价格不正常地暴涨。这个时候，追求速度、追求总量是必然的，因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抓住这样的机会多积累资金，可以大幅提高经济收入，相当于单位环境容量资源获得了最大经济产出。按投入产出比来考虑，此时投入产出比最高，从为全面发展积累资金的终极目标来看，发展代价最小。所以此时在某些合适的地区应选择性地降低环保要求，提速发展。否则，机遇过后，环境代价大得多，却很难能积累财富。

另外，还应该注意的是，这些高耗能产业带来的污染是结构性的，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最有效的措施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而非末端治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重化工业区用末端治理换来天蓝水碧的环境，甚至只是所谓“不脏”，也需要天长日久。即便在高度发达的德国，莱茵河耗费巨资经过二十年治理也不能作为饮用水源。这个例子可以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污染治理在保护环境方面只是“治标之策”，而在其大发展迅速积累资金后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或者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才是“治本之道”。

所以，西部能源富集区可以采取的发展对策应该是通过点上治理、面上放宽，在确保人居、重点环境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积累资金，然后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辅以末端治理，才可能突出重点地有序解决环境问题。这种策略已经在内蒙古准格尔旗有所体现。准格尔旗是资源富集的地方，却不是在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中有重要地位的地方。这种地方，环境遭到破坏，一是损失比较小，且几乎不存在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二是恢复代价比较低。所以应该先发展，后治理。准格尔旗的发展思路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迅速打好经济基础、优先改善人居环境、准备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慢慢进行环境治理。这样的发展模式值得西部其它地区借鉴。

3  循环经济应成为高耗能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式

当然，如果有条件，在发展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技术装备的现代化，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延长产业链。因为这样能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资源利用率，相对来说就能提高资源生产率，因此也是上佳的提高单位环境容量经济效益的途径。在资源型工业发展过程中，虽然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搞“治理污染至上”，但可以注意转变增长方式——例如发展循环经济。即想方设法将上游产业的污染排放物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出下游产品，让物资循环利用，物尽其用。这种“生产就是治理”、“化污成金”既削减了污染排放，又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可以算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增长，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进行污染治理”。尽管这种循环利用受技术经济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的限制，不能覆盖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但可以大大推动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和深化污染治理的程度，实现主动地不要监管地“边污染边治理”，从而缩短先污染的过程，降低先污染的危害。如内蒙古包头被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的循环经济基地，就是煤—电—电解铝的产业链及反馈系统，不仅经济效益好，也通过产业链反馈的方式将上一个环节的废弃物转化为了下一个环节的商品，使污染治理本身成为生产，这样，既有了经济效益，也有了环境效益，环境容量资源的生产率当然也就得以大幅提高。

总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因地制宜。西部也必须走一条以资源型产业带动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只要注意了以人为本，“糟得很”完全可以变成“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