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个山东泰安的骗子，以开设“中华名人园”、并为名人在园内立碑为诱饵，让北京的众多“高知”，吞食了骗子的鱼钩。据被骗的某教授自白：他是交了钱之后，亲赴泰安去参加“名人园”开幕仪式的。当晚十一点从北京登上火车，一夜在火车上度过，次日晨抵达泰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能有那么大的精气神儿，兴致勃勃地奔往“名人园”，其心之虔诚，足以证明“名人园”的巨大诱惑。直到这位教授赶到了泰安，才知道这是子虚乌有的一个骗局。

读罢新闻，百感丛生。诚然，骗子是可憎的，他既吞噬了被骗者的金钱，又让这些“高知”的精神受到创伤，理应受到严惩。但是，如果说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在街上买了假银元，似乎容易理解；而这些上当受骗者，头上多顶着“高知”的桂冠，其受骗之成因，就大有探寻一下的必要了。何谓“高知”？它是高级知识群体的总称。如果再微观地解析一下，“高知”不仅是中华文化精英，还应该是胸襟博大、自尊自爱的人。他们何以会为在“名人园”内树碑留名，而吞食捕猎者的诱饵呢？想来想去，不外受“功名”二字的驱使，急于在生前就看见丛立于“名人园”内的个人功名碑文。

诚然，中国民谚有“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之说，可是那些“名”与“声”，都不是靠自标自卖得来的，也不是在“名人园”里刻上功绩碑文，就能传留于世的。自古以来，在那些“真名士，自风流”的轶事中，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雅，他蜗居山乡野舍，天天与大自然为伍，每日以酒水洗巾，后世来者反而牢牢记住了这位雅士，使不想留于青史的他，成了知识分子中“出污泥而不染”的代表。如果说，这个人物太大了，时代的“高知”们，与其缺乏可比性，那么还可以找一个市井书生当作量器，对照一下今日咬钩吞饵的“高知”们的形影。《儒林外史》中有一个放牛出身的王冕，在其苦苦自学成才之后，开国之君朱元璋曾召他进朝为仕，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书生，竟然回绝了帝王的圣命，依然我行我素，放浪于田野与牛群之间……如果文中提及的“高知”们，活在那个年代，怕是会争先恐后地奔往功名之途的——之所以这样判断，骗子玩弄于掌心的一块名人碑，就使这些“高知”散了骨架，丢了自尊自爱的魂魄，何况是“天字一号”的呼唤——那不是要血压陡升，因极度惊喜而“中风”瘫倒吗？

笔者所在的文苑，众多文圣也属于“高知”范畴。像文中提及的、如呆如痴奔往“名人园”的行者，倒是没有耳闻，但是也不管被功名羁绊到变态的人物，有位曾写了一些作品的作家，在进入天堂之前，留下遗言给后人，说他的某某作品，发展了中国文学什么的……经过媒体刊载之后，曾引起文坛的一片哗然。中国有许多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他们都不是吃闲饭的，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作家作品，他们何以没有注意到其作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因而，有一位资深的评论家对我说：“此公还做得不够份儿，何不效仿一下古人杜预，自刻一座文学功德碑，一个立于万寿山之巅，另一个沉于昆明湖之底，以防地震之后天地变形，让后代断了香火祭祀？”其实，自古文学上的成败，是要经受时间检验的，但此公仍然自作多情地留下这么一手绝活，给本来就不太高雅的文坛，更增加了光怪陆离之色泽。此公与那些要进“名人园”的人，只有表象上的差异，思想却同出一辙。

行文至此，联想到了武则天以及她给后世留下的那座无字碑。昔日在陕西停留期间，我曾去乾陵瞻仰，在我眼里，它是一座醒世丰碑；尽管碑石上空无一字，却顶得上是一部万卷史书。这位封建时代的女皇，留下了一座“一切留由后人评说”的无字之碑，足以证明她的目光，远比今天自钻“名人园”碑林的“高知”们，博大深邃多了。以此为镜，对照今日那些“高知”入瓮的行径，真不知他们是否真的有知，抑或是无知的盲者了！

（《人民日报》2005年2月22日 从维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