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风暴》研讨会发言摘要

金炳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王宏甲同志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重大教育转型，对正在发生的从教学大纲、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到教育观念、教学方式、考试评价制度的深刻变革进行了认真的思索，提出了“新教育”的概念，倡导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无论是强国，强军，强科技，强文艺或提高个人素质，所有这些，都与新教育唇齿相依。

柳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家总督学）：

王宏甲同志从一个作家独特的视野，把当前教育改革领域的一个重大主题，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作了深刻的表述。我们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但现在还存在“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办的扎扎实实”现象。评价教育质量，以升学率为标准，好多学校已经是以“清华北大率”为标准。哪个学校有学生能够到美国去念书那更加了不得了，所以，什么哈佛女孩、剑桥男孩这些书大量发行，把这些变成一种模式，这就对我们的青少年成长更加带来灾难。在目前我就深深地感到，除了政府的推动以外，要有社会舆论的推动。《中国新教育风暴》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方面。

周克玉（解放军总后勤部原政委、上将）：

这本书写的不是小事，教育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根本的、长远的问题，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教育部门的领导干部、广大教育工作者，把这本书好好地看看，发挥的作用恐怕要比一般的读者强得多。这本书对我们军队改进政治教育、政治工作也是有启迪的。

何西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王宏甲提出来一个“通识”。这是他在考察了综合教育，考察了知识经济以后得出来的一个理性的把握。“通识”，实际上就是完成综合教育所要达到的一种途径。因为综合教育各个门类各个对象之间需要找到内在的逻辑关系，需要找到这一个和那一个的重叠点、重叠面，而这个重叠正是“通识”发挥作用的地方。用什么去综合？我们的教育那么多课程，综合需要培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就需要这种“通识”能力。

雷达（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著名评论家）：

王宏甲抓了一个极大的题目：教育以人为本。现代性100多年，中国人前仆后继就是要使整个的国家在变革中加速发展，要有现代的理性精神，变革精神，使整个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接轨。

崔道怡（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著名编辑家）：

悠悠万事，教育为先。然而直到现在，我们的教育还是以能够应对“中考、高考”为目标的。这种灌输式的、填鸭式的方法，是一个窒息本性、抑制潜能的过程。它所打造的学生，将是一批又一批在流水线上按同一规格生产出来的“兵马俑”。没有自主意识，没有主动精神，没有创造思维。当此社会转型、百业振兴的创新时机，宏甲把我国现行教育，摆在数字化平台上来衡量，放到信息化坐标上来判断，痛惜追问：“可怜儿女，可怜父母，谁疑当今成才路？”，急切发出：“莫误青春，莫误家国，教育风暴鼓与呼！”这是来自强烈深挚大爱之心的呼唤，是以体现社会良心良知为己任的。应试教育一日不改，即学生、教师、家长一日不得解放；本性、潜能、思维一日不得解放，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难得保证。其情词之恳切急迫，是呈献给当今民众的。我的教育人的和受教育的老少朋友，你们可听到这激越陈情了吗？

曾镇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第一，这个书名很震撼，中国新教育风暴！第二，这本书提倡要让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第三，这部书一个潜在的主题还是中国的改革和变革。

范咏戈（《文艺报》常务副主编、著名评论家）：

这部《中国新教育风暴》提示我们忧国必先忧教，具有一定的社会警示意义，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靠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素材，通过广泛深入的采访得来的数据等等来说话。我感觉到正是这些鲜活的东西，在对不可少的事件的分析、数字的使用当中构成了一道不可少的风景线，使得这书变得好读。

傅溪鹏（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

这本书是教育理论、社会学、人生哲理和文学的一个综合体，综合考察了美国，还有西方其他国家的教育转型和中国的教育变革，很多是很好的理论，很多很好的故事。要请教育部门的领导花点精力读一读，因为教育不光是教育界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就像吃、穿、住、行那样的重要。

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著名评论家）：

与其说这本书是对新教育现状的一种描述，不如说是对新教育远景的深情的呼唤。正因为作品中写到了新教育的萌动，以及萌动的这份艰难，在对比中我们感觉到了中国的教育是非改不行了。这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其实，教育的问题太重大了，教育的问题不只是影响教育本身，书里有一句话，我当时看了印象特别深，对我非常有撞击，说：我们的灌输式教育是把没有文化的奴隶变成有文化的奴隶。这句话对我非常有震撼。我觉得，我们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不仅仅是给学生在课业上减负的问题，而是要给他们在精神上减压。我们学生的压力太大了，从国家的民族的到家庭的，压在一个小学生身上，使他背了很多他自己根本背不动的负担。教育上的利弊跟别的方面，包括我们的思想方面、包括政治方面都密切联系在一块的，我们的教育整体上讲是给你预定好了的，灌输式的，说教式的，强迫式的。这不单单是一个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问题，是包括我们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需要变化的问题。就是怎样去尊重人，尊重人的主体性、个体性、能动性。我觉得，王宏甲其实是通过一个教育的问题，通过新教育说到了大教育，对我们有很多观念的撞击。这本书应该说是从教育入手，然而它的影响会超出教育。

张守仁（十月杂志社原总编辑、著名编辑家）：

我们目前绝对不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智”不是“知识”，应该是一种思考的包括实践的能力，因此学生连“智”也没有得到，学生们只是一个装知识的容器。

忧国必先忧教，我是忧教的一个人。宏甲这本书引起了我很多思考，这个思考的题目是：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我说的是中国大陆。台湾是有的，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周围的巴基斯坦，严格说来它科学上不如我们，但是它有的，印度是有的，埃及是有的，阿根廷是有的，瑞士650万人有11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奖，更不用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苏联。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建国55年了，我们13亿人口，我们科学方面的实力，比刚才我提到的很多国家都不差，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的教学，缺乏相异思维，缺乏异想天开，缺乏独立思索呀！我们确实需要反省，要把被动变成主动，把压力变成兴趣，把接受变成探索，这一切都要扭过来，这才能有世界第一流的头脑。

刘坚（教育部课程改革中心主任助理，课程改革专家）：

中国基础教育放到国际背景中间，优势非常显著，但问题相当严重。我们的学生只要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拿到无数。但是，实践能力、创造精神、自信心、独立的人格、创新的源泉，什么时候开始丧失的？是不是就在基础教育，6年、9年、12年，在这种老师讲，学生听，被动接受，死记硬背的单一学习方式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就在丧失了。在获得优势的同时失去了也许是终身的极其重要的东西，这件事情我们无法回避。再有，国家今后的民主化进程所期待的国民基本素养，是课程改革更为核心的一个追求，是要通过课程改革向学校，通过学校向社会传达一种先进的文化，就是民主、平等、科学、开放、对话、协商、社会各界别各阶层之间的这样一种民主氛围，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的民主人格。所以，这是带有文化使命的课程改革。应该讲，在真正按照新课程理论实践的地方，课程改革已经有着非常明显的活力，在那个地区有了区域性的风暴的色彩，但是在全国范围之内相当不容乐观。很多人都以我们教师的素质差、学历低，我们的教育条件有限、经费投入有限、农村地区不适应新课程为由，举出各种各样的因素抵制素质教育。太多的管理者以我们的教师不适应、农村条件有限为由，认为课程改革需要缓一缓。这样的事情到底怎么看。刚才我们的作家们谈到，这样的书首先要让我们的领导去看，我觉得说得很对。

王宗仁（著名报告文学作家）：

王宏甲写的是中国教育在重大转型时期经受的严重考验。这个时期，旧的教育并没有完全退让，新的教育正大势所趋地走来。这是中国教育发生的一个阵痛时期，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在各方面，宏甲把这个时期的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他写了一批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真正的先行者常常是尴尬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浙江省的邵宗杰这样一个先行者，他在推行课程改革中遇到的那种阻力，那种尴尬的局面，比想象的还要大得多。但他一直是站着的，他是个改革的英雄，一个流泪的英雄，他流泪的时候也是站着的。

李建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著名评论家）：

这本书有很多让我感动的地方，也有很多受启发的地方。最近有一本书叫《狼图腾》，卖了五六十万。听说这本书出来之后，深圳南部有一个中学的校长，就把这个狼塑造成一个形象放在学校的门口，让他的学生都向这个狼学习，像狼一样地有奋斗精神等等。为什么？在社会里面，最终判断你这个人成功的标准是什么？金钱、权力，以及非常外在的一些功利性的东西。那么，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应该教育学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不是作为一种工具，不是作为外在的物质和功利层面上的追逐者，而是作为一个有人性的情感和人格的这么一个社会群落中的个体。我们应该把对人的情感、个性、人格的成长放在第一位上来，尽管这个转化是非常艰难的。我记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0年提到人类的基本的自由时，讲到一个摆脱恐惧感的自由。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把一种恐惧感、一种焦虑感、一种不安全感普遍地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家长、老师、学生，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都在恐惧中。学生在考试，考试前家长像疯了一样。这些现象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在一种非常安全的，没有这种很强的焦虑感中体验他童年、少年的欢乐，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能力，然后对社会有所作为。比如他是一个文学天赋、艺术天赋很高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经过那种严格的难度非常大的数理化考试呢？听说钱钟书、严文井、茅盾等人的数学都不好，如果用现在这种入学考试方式，钱钟书能成为国学大师吗？所以对像北京的重点中学以多少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来衡量教育质量，这本身就是问题。北京大学是个什么判断尺度？所以，我觉得我们教育模式的转换，或者说新的教育理念就应该尊重人，从对狼的崇拜中摆脱出来，培养一种新型的人格和新型的情感方式。

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王宏甲这种写作，既提供我们去思考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提供了大量先进性实践。教育改革艰难而复杂，要培养拔尖人才，也要面对就业问题，有体制问题也有观念问题。20世纪中国人在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给世界贡献了什么，寥寥无几。21世纪行不行？日本有大量的技工学校，上的人很踊跃。我听三峡的一位负责同志说，现在要找很好的工程师很缺，为什么？我们这种学校很少人愿意去上，大家都是一个心思要奔北大清华。教育怎么能给人以更多的创造性？怎么实事求是地对待成才与培养生存能力的问题，怎样创造尊重人的智能的多样性的氛围等许多问题，体现在对教育制度的整个改革上，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宏甲同志这本书，在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对于我国深化教育改革，进行更加开放型的教学，从人本这个角度进行素质教育，是绝对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