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生活中，市场是很具体的东西。市场是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甚至政府也可能构成市场交易的一个方面，如果它不能够中立的话。若离开切身利益做判断，每一个市场交易中的当事人都希望市场越自由越好；但身在市场之中，每一个交易中当事人又希望自己在市场中处于某种垄断地位。于是，大家陷入一种“囚徒困境”，市场便有了垄断结构。在我们说的劳动力市场上，交易双方是资本和劳动，资本一方容易获得垄断资源，如果工会机制没有发育，情况会更严重。

市场既然内涵了某种不平衡，那么，政府介入又会如何？如果政府要替代市场，情形不见得好。我国城市对农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造成的。在上世纪50年代，农民进城大体上还是自由的。60年代以后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把农民迁徙自由剥夺了，尽管这种剥夺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可见，政府并不见得总能把事情办好。

近几年，农民的迁徙自由实际上有了改善，这种改善固然与政府政策改善分不开，但发挥基础作用的却是市场关系的变化。一些中小城市已经完全放开了户口限制，其中的动力是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城市政府希望房地产业发展，政府官员又往往与房地产有密切联系。农民只要能买到城市房屋，就有可能将户口迁入城市。去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局部的“民工荒”，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这逼使资本改善对农民工的待遇，一些地方政府也因势利导，改变了限制农民工的政策（2005年初，广东省取消了针对农民工的“六不准”政策），采取了一些平衡劳资关系的新政策。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徙，最终还要在土地市场上做文章。按现在的政策，如果农民的户口迁入城市，其土地就将收归集体。如果一个区域的土地转向非农建设，这些土地将变为国有土地，农民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补偿。如果我们取消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政府或企业在占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按照市场价格给农民补偿，农民将获得大笔资金，从而增强农民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能力和获得社会保障的能力。

我相信，政府越是能保障市场的竞争性并维持市场的某种平衡关系，农民自由迁徙客观条件就越容易创造出来。政府有两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做，一是调节劳资关系，对资本予以合理的制约，提高兼业农民与资本交易中的能力，二是自己不要成为市场上的垄断者，例如不要在土地市场上做垄断者。这两件事情如果能做好，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将大大加快，中国农民有条件的迁徙自由将很快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