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和使用，新古典理论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尽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对其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实际发生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有着比较接近的评价。从近年西方主流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调控工具的操作情况看，货币政策的使用似乎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以所谓美国的“格林斯潘模型”为例，尽管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它对美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短期内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格林斯潘模型”的操作，美国的经济运行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弗里德曼教授早已通过他的大量研究表明，如果政府非要在货币政策上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社会货币需求量的关注。他的核心意见是，政府只要通过努力把货币需求量稳住，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就可以大致预期，由此，市场经济活动的波动——哪怕是剧烈的波动，就可以在不破坏均衡规则的运行中得到自然、有效的矫正。弗里德曼所依据的经济学理虽然并不为非自由主义的人们所信服，但他的研究成果，却无法被所有货币政策的研究者和操作者们所忽视。

从逻辑的意义上讲，一个比较合理的货币政策（如果有的话），必先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货币需求分析。但这个“合理”的货币需求分析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影响长期货币需求的各种因素非常复杂，而且许多因素经常变化和变异。为了寻找其中最基本、最稳定的量化关系的解，货币学派发明的各种货币需求模型进行了长期的探索，留下了许多丰富的学术成果，这种探索至今还在继续和深化。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了许多堪称经典的理论工具，今天的人们一旦真正使用起这些工具来，还会有许多人大声抱怨真正合用的东西太少了，甚至还会经常听到这样的批评：前人到底做了些什么有用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抱怨和批评，对货币需求及其量化模型的研究，才会被逼着引向深入。

中国是一个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尽管未来体制的最终形态并不明朗。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积极的学习和借鉴，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不断改进，对市场化货币政策的使用、操作也在不断改进。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无论中国政府使用市场化货币政策的操作重点放在什么地方，也无论这种市场化货币政策的改进和提高按照什么样的路径进行，对货币需求及其量化模型的研究，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课题。

然而，在中国经济的现实环境中对货币需求及其量化模型进行研究，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我本人对这种研究的可行性、可信性和可用性，是始终表示怀疑的。这里的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中国经济正处于体制过渡和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东西和传统体制的东西大量混合并存，根据我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带有中介性的经济体制，甚至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就是这个样子。对政府货币政策的基本环境讲，实际情况要比任何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情景都复杂得多。在这里，既有货币经济，又有非货币经济；既有市场化的货币交易活动，又有受到政府行政控制的货币交易活动；既有民间金融的生长发展，又有政府金融的强力制约；既有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长，又有非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同等力度增长，等等。由此，要认真研究影响货币需求的变量因素，可以说是第一等的经济难题。

当我把困难摆出来后，我的学生杨英杰博士愿意知难而上，而且准备冒一下论证失败的风险。为此，他确实下了一番绝大的功夫。读者会看到，仅在对影响货币需求变量因素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资料进行系统考察方面，他的工作就是目前国内很少看到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他的一些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我并不认同，但总体评价，杨英杰博士做的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如果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前景未可预计。

中国的所谓经济学者多如过河之鲫，经济学论文可以车载斗量然而愿意像杨英杰博士这样进行扎实工作而形成的成果实在不多，也实在难得，因此建议有兴趣的人认真读一读这本书。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本文是他为杨英杰博士《金融发展中的中国货币需求活动研究》一书所作序言，此书已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