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目前学术界难以见到确切的流行病定义，但是显然现代流行病的概念已经更为宽泛。以往人们所讲的流行病主要指在人群中流行的传染病，而现代流行病概念不仅指流行的传染病，也包括分布在人群中的，非流行状态的疾病，包括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非传染病、意外、残疾、智力缺陷、身心损害、机体各种生理生化功能状态、疾病前状态和长寿等。对此，如何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关怀的人伦关系？全社会如何精诚团结，共同对付疾病和维护健康？从道德视角如何看待流行病的成因？基于对流行病成因的道德分析，在流行病防治过程中，我们应当奉行什么样的道德原则？

从道德视角看流行病的成因

流行病学领域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疾病成因理论：关于疾病的生活方式成因说和关于疾病的社会成因说。前者认为疾病来源于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理论强调，人口疾病的决定因素在于一些人具有同样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这一观点强调个人选择的决定意义，认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会对性病，甚至HIV（艾滋病毒）/AIDS（艾滋病）的传播有直接影响。而后者相信，由于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疾病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这些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群体会因为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而在健康方面受益或受损，这就要求我们把社会和生物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人口的疾病和健康问题，综合生物医学、生活方式、文化、行为和社会因素分析流行病的成因。

从道德角度看待流行病的成因，我们也可以作出以下三方面的分析。首先，社会对流行病的产生和分布负有道德责任。为什么一些人容易患某种疾病？无疑地，正如关于疾病的社会成因理论所强调那样，人们的健康依赖各种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食物、住所、水和卫生设施、清洁的环境，可预防和治疗的医学干预等，而这些又取决于人们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机会，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以及更具有根本性质的社会制度，例如妇女的贫困可能导致她们出卖身体，从而增大了感染HIV（艾滋病毒）/AIDS（艾滋病）可能性。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费用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医疗卫生保健制度和预防体系非常薄弱，农民的健康难以得到保障，一旦爆发SARS一类的疫情后果便很难设想。因此，我们应当从社会公正角度思考流行病问题，这实际上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此外，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是否有防治流行病的道德责任意识与行为也是流行病是否能够蔓延，以及是否能够及时控制的关键。流行病的防治是一个需要长期保持警惕的过程，不仅应当有一个能够及时动员全社会力量的指挥核心，也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疾病预警信息系统和监测系统，并能保证这一系统中的人们能够诚实、准确地提供各种信息，恪守职业道德。

其次，人们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道德选择。身体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自我存在，而是一种在宇宙的生物舞蹈中，在各个层面上处于与其他人、与环境能动关系中的存在。疾病和健康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也使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当一种看起来属于私人性的生活方式选择影响到公共安全，危及他人健康时，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就具有了道德意义。事实上，许多流行病的出现与人们在选择生活方式上缺乏道德思考相关，例如艾滋病的传播与不安全的性关系有关，因此，一个社会也有权利从保护公众健康出发对于这样一些性行为进行约束，人类也完全有能力通过道德思考，更审慎地选择和改变生活方式来明显地延缓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速度。

再次，环境对于疾病的产生也负有责任，而环境本身又作为一种媒介反映了人们在与环境交涉时是否作出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生态健康是人类健康的基本保证，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对于一些地区的人口健康构成致命的威胁，例如淮河流域一些地区的水污染已经使当地癌症患者不断增多。因而，为了人类社会的公共健康，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我们应当约束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自然和他人。

公正与关怀：

流行病防治的道德原则

“流行病是发现人性潜能的一个机遇，如果我们能运用艾滋病的推动力普遍和仁慈地扩展和应用知识，我们或许也可以学会控制军备竞赛的危险，世界性饥饿，以及环境恶化的危险，因为艾滋病的想象是人类团结的想象，在相互依赖的生命网络中紧密地结合起来。”基于对流行病成因的道德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两个最基本的流行病防治的道德原则——公正与关怀。

社会公正关系到社会利益和负担的分配。虽然一个社会健康保健资源的宏观分配是由它的资源决定的，但这种分配是否具有伦理正当性的问题却并不取决于资源的多寡，而取决于这些资源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分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和社会应当以体制和政策为手段更为关注边缘人群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从宏观上控制疾病和环境污染对于人口健康的影响，在卫生政策、规划与管理，卫生监督和法规等方面贯彻公正原则，从社会结构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中最为边缘和脆弱的人口层面遏制流行病的产生和蔓延。

关怀原则强调以仁慈的态度尊重和关心流行病患，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并通过对他人和社会关心的回报积极地参与到流行病防治中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怀是防治流行病的更为基本的原则。

显而易见，流行病已经在当今社会中导致了尖锐的道德冲突，例如在预防艾滋病问题上，一方面，我们应当尊重患者的权利，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护公众的健康，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许多伦理困境，例如是否应对所有HIV（艾滋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人进行隔离检疫？是否应对高危人群（吸毒者、卖淫者等）进行强制性血抗体检查？为这些人群提供基本的防治艾滋病和性病的知识和手段是否在鼓励他们的行为，这样做是否合乎道德？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的相应政策既应当考虑公共健康的要求，也要考虑个人的权利，用最人道和最有效的方法来控制类似于艾滋病一类的流行病的传播，这实际上也在强调医疗卫生政策要奠定在关怀原则基础上。

在社会上，人们总可以看到对于传染性流行病患者的显性和隐性的道德歧视，如对HIV（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患者的歧视等，更有甚者，甚至对于一些并不具有身体上相互传染的疾病，如癌症患者等，人们有时也潜在地抱有一种歧视态度，因为它是一种难以治愈和神秘莫测的，在医学上缺乏了解，而本身又具有威胁人类生命的恐怖性疾病。这种歧视态度不仅不利于流行病的防治，也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所以，我们应当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仅要提高人们的科学和预防知识，而且要通过相应的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整体的道德素质，积极地以关怀之心投入到流行病的防治中来，2004年“艾滋病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口号：“宣传教育是最好的预防。”这的确从道德角度抓住了预防流行病的关键环节。

事实上，维护公共健康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根本地说来，未来与人类争夺地球者主要的还不是病毒，也就是说我们健康的主要杀手还不是病毒，而是我们自己，这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公共健康的道德意识，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是否经过审慎的道德思考，取决于我们社会的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是否体现了公正和关怀的道德原则，取决于每一个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