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大年初六，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瓦斯事故，210人遇难，22人受伤。近年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矿难和其他生产事故接二连三发生，造成不可弥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统计，2004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803571起，死亡136755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各类事故14702起，死亡16497人。为什么违规生产、非法采矿屡禁不止，重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立法执法方面的原因。一是相关立法有漏洞。我国《宪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照此规定，对工人岗前培训是政府的职责。现行《宪法》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如此规定符合当时的情况。但这却给不对工人进行岗前培训的企业主提供了法律依据。绝大部分矿工是农民，理应进行岗前培训的却没有培训。矿工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是引发事故的原因之一。在安全生产立法方面缺乏强制性规范，也是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法定刑太低。《刑法》规定这两个罪的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并且未设立经济制裁的附加刑，因此缺乏威慑力。企业主明知有危险，仍然强令工人生产，造成伤亡数十人、上百人严重后果，这无异于间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因此，法定最高刑应为无期徒刑和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在矿上有“干股”拿“红利”的官员以共犯论处，从重处罚。三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劳动法》、《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规，对安全生产都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有些企业把法律法规当累赘，将政府部门的监督、警告当耳旁风，我行我素。例如，河南大平煤矿近年来一再发生伤亡事故，但没有一个领导干部受处理。

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一是煤炭行业的暴利驱使。开个小煤窑，每年至少能赚五六十万元，大多数能赚百万元以上，赚数百万的也很普遍。现在1吨煤可以卖200多元，人工成本只有5元，其他开支也不过几元，除去各项费用，矿主可获利200元，利润率超过1000%。而对违法采煤的罚款只有5000—20000元，死一个工人仅赔偿5万元，过低的风险成本，巨额的利润，驱使矿主不顾工人死活，冒险生产。二是地方与中央争资源。根据《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资源开发由中央政府统筹规划、统一安排。这里就有一个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分配问题。特别是那些矿产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财政严重困难的地方，地方企业与中央企业之间、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争资源的问题十分突出。三是煤炭需求猛增、价格不断上涨。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过快，拉动煤炭需求猛增，导致企业过度开采。国有大煤矿停产一天就损失上百万元，在高利诱惑下，矿工的生命安全变得无足轻重。所以，目前1/3的国有煤矿都在超负荷运转。四是为降低成本，减少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必要投入。所有这些都给矿难发生埋下了隐患。

社会贫困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矿难频发、伤亡不断；另一方面，违规作业、冒险生产照常进行，所需矿工源源不断。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怕死吗？根本的原因是贫穷。从事繁重、危险采矿劳动的绝大多数都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工。我国农村有3亿多剩余劳动力，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孩子上学、盖房子、娶媳妇的钱，都靠打工来挣。再苦、再累、再危险的活儿，也得干，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那些黑心矿主不愁找不到矿工。有些贫困地区的农民，把矿主当救世主，把能下井当矿工视为挣钱的难得机会，甚至出了矿难都不愿意媒体曝光，因为怕政府关闭小煤窑、小矿井，断了生计。由此，可以悟出“人穷命贱”的道理。

政府管理方面的原因。首先，发展模式粗放。我国是人均资源占有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能源耗费又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万元GDP能耗超过发达国家3—11倍）。按照科学发展观，理应对资源实行科学开采、综合开采、合理利用、集约经营。但因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发展速度，早在1980年代中期最高领导层就错误地提出“有水快流”，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结果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性开采，并形成难以抑制的惯性。其次，市场准入门槛太低。在国外，只有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大企业才能经营采矿业，而且首先要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定程序，招投标竞争，获得采矿权。我国约有2.5万个煤矿，其中2.3万个是乡镇煤矿（全部由个人承包），经营粗放，门槛低、规模小、效益低、事故多。我国的产煤效益仅为南非的8.1%、美国的2.2%，而我国的百万吨死亡率却是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我国每年煤矿死亡6000多人，70%发生在乡镇小煤矿，而重大、特大事故的80%发生在乡镇小煤矿。乡镇小煤矿每百万吨死亡率高达11.73人，而澳大利亚每生产1亿吨煤仅死亡1人。再次，管理效能低。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有好处的事各部门都伸手，出人、出钱、出力的事大家都往后缩；有了成绩各部门争功，出了问题互相推诿。有的部门利益至上，以收费代替管理，以罚款代替监督，以罚代刑。采矿专家说，我国的煤矿事故绝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不应该发生的。

腐败方面的原因。矿难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官煤（商）勾结、沆瀣一气、权钱交易。首先，谁送钱多谁就可能获得采矿权。若想开煤矿须具备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矿长资格证书，除营业执照由当地工商局办理外，其他4证的最后核准权都在省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但是，省政府职能部门核准的依据是乡镇、县市的建议，基层官员既可以推荐这个矿，也可以推荐那个矿，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例如，2003年以来，湖南娄底市有60多名官员因涉及煤炭腐败被查处，多数是乡镇干部和政府职能部门干部，其中包括涟源市地矿局正副局长、煤炭局副局长。其次，得了黑钱，非法变合法。例如，湖南涟源市安平镇安监站站长接受矿主5000元贿赂后，就把一个非法煤矿转为合法煤矿。湖南省安监局一位负责人披露；“一个非法煤矿主找到我说，如果能把自己的煤矿列为‘遗留问题矿井’名单，愿意支付50—100万元。”（转自《中国青年报》）。再次，权力入股，提供保护伞。有些党政官员，与黑矿主臭味相投，入“干股”，分“红利”，不遗余力地为其提供全方位服务。这就是许多地方的非法小煤窑开了关、关了开，整顿、反弹，非法开采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