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就是应该继承先辈作家们遗留下来的精神，这种精神诠释开来，含有多重内涵：一是风骨。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与黑暗可以说登峰造极，无与伦比，文字狱接二连三，焚书坑儒并非秦朝独有，但那些作家们，依然能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勇气，更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风骨。二是责任。阅读古人的作品，一个“忧”字贯穿始终，忧患天下，忧患人民，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惯性。没有谁强迫他们去忧患，忧患了也无人给予物质奖励，但他们还是忧患的。他们关注社稷的清明与混浊，关心百姓的饥饱与冷暖，鲜有人在作品里，抒写自己的恩怨得失。拥有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在古代文人看来，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不需要外力介入的。缺失它，犹如农民不耕地，牧民不放牧，皇帝不理朝政，士兵当了逃兵。而今天我们还要为作家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这难道也叫继承传统？三是道义。“道”是人道，“义”是公理。它类似于西方人说的人道主义，但又不全部是。它所讲的人道，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古代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全部是人道主义者，他们的同情心如同细雨，渗透到几乎每一部篇章里。同情底层民众，同情弱势群体，同情使一个一个的作家散发出了人性的光芒。四是批判。批判构成文学史的基本基调。大江健三郎曾说：“作家天生是与社会作对的一群人。”此话没错，中国作家是这样，西方作家也是这样。只是大江的话表述得似乎不够准确。确切地说，是社会的丑恶与作家的道德理想常常处于冲突状态，于是才有了愤世嫉俗的悲凄之叹和鞭挞之声。批判显示的是勇气与良知，而良知是批判的原动力。专制尽管肆虐，但批判之声却此起彼伏。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我们内心世界极为感佩的作家，也有许多致命的糟粕和缺憾。比如被当今人文知识分子十分珍视并被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人权意识等等，几乎是个空白，连一点萌芽也找不到。有人说，不要苛求古人。这话没错，但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欧洲的远古时代，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等先贤，已经在谈论民主。到了中世纪的寒冬，民主意识仍未被扼杀掉，而是静捎捎地生长。到了启蒙主义时代，民主意识已如春天的原野，四处蓬勃；又如决堤的河水，汪洋泛滥。西方文学一直与民主结伴而行，彼此促进。如果把西方文学史看作一条前行的船，那么民主意识则是它的航标。而中国作家尽管在他置身的时代，称得上是先行者，但步履显然有些迟缓，有些蹒跚，最终没有走出那道厚重的墙，没有冲破那层坚硬的壳。因此，他们也哀叹，也悲愤，也批判，但究其实质，还是限于圈子之内的，听起来更像牢骚。通览他们的作品，弥漫的依然是皇权意识、忠君思想、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东西，这些东西直接引领和误导着人们的观念，以至于到现在，人们的价值判断还是倒错。比如岳飞这个人，说穿了就是个忠臣而已，但一直以民族英雄的形象成为榜样和楷模。他忠于什么，捍卫什么，忠于和捍卫的对象是否有价值，却没有人去探究。愚忠是很可怕的，它是理性缺失的产物。它导致的灾难，我们在上个世纪就曾得到过验证。
凡曾经发生过存在的，都可称之为传统。今天的时尚，就是明天的传统。传统是动态的，变化的，捉摸不定的。传统并非一个色调、一种声音、一条河流。对传统不加选择地予以继承，犹如人在不分脏净地吃东西，显然是不行的。
我个人以为，整个中国文学史，最健康最灿烂的时期，当属于“五四”文学。“五四”前的文学，属于旧体制和旧观念培育的文学，尽管有精华，但糟粕不少，犹如一个人，脸虽然洗得干净，脖子却污迹斑斑，以至于鲁迅发出了矫枉过正的愤慨之声：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读！鲁迅不读中国古典书？显然不是。不读他怎么知道中国古典书里有毒素？怎么知道中国所谓的伦理道德里的每个字缝里，都在跳跃着“吃人”二字？只是他在中国书里没有寻找到更为科学、更为人性化的东西，于是才有了看似偏颇的全盘否定。
惟有“五四”时期的文学能让我们为之眼睛一亮。“五四”文学生长在中国的土地，根却在西方。如果考察它的种子来源，可以从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那儿寻找到它的故乡。它对中国的古代文学几乎是革命式的、颠覆式的、斩草除根式的。它对过去是决裂，而对未来，却形似一粒宝贵的火种。它接受了全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价值观念，又选择了最人性化的叙述文体。它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这些对国人来说近乎天方夜谭式的词句和思维，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不再视自己如牛羊，如草芥。“五四”文学担负了思想启蒙的重任，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可惜的是，它那么短暂，如同沙漠里的河水，没翻几朵浪花，就轻而易举地断流。它现在只是作为标本，存留在博物馆落满尘埃的镜框里和人们日渐淡漠的记忆中。
成天听到人们在喊着要继承传统，但在鱼目混杂的传统里究竟要继承什么，是继承古人的批判精神，还是继承“五四”时期的人文理想，抑或是继承粉饰太平的所谓的现实主义，似乎还是一团迷雾。
“五四”距今已近乎百年，不禁让人伤感慨叹：时间过得真快，历史却是那么地犹豫和迟缓！
（2004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安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