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区别和对立的认识由来已久，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培根、康德、马克思、文德尔班等，直到20世纪以降的李凯尔特、本格森、J. S.赫胥黎等，都曾经议论过这个论题。但是，C. P. 斯诺在1959年和1963年先后作的两次讲演“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再谈两种文化”，无疑使这个源远流长的论题以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思考，在一个最适当的时机突现在读者面前。
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是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他在剑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事分子物理学研究20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受命任英国政府科学顾问。从1930年代起，他开始创作总标题为《陌生人和兄弟们》的小说（共11卷，1940—1970年出版），是活跃于科学界和文学界的“两栖人”。由于他所处的独特位置——有过许多日子白天和科学家一同工作，晚上又和作家同仁一起度过；有许多科学家和作家密友，经常游走于两个团体之间，他对双方了如指掌，且对各方的“自负与偏见”颇有看法。
斯诺发现，科学家团体和艺术家团体在智能、种族、出身、收入方面差别不大，但是由于几乎完全没有交往，在智力、道德或心理状态方面却很少有共同性，二者之间似乎横亘着一个海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两个集团存在鸿沟。他们都荒谬地歪曲对方的形象，有时（特别是在青年中间）还颇有敌意，互相厌恶和憎恨，不时散布大量的恶言毒语。他们看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共同的基础。非科学家倾向于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吹自擂，怀抱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反过来，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斯诺指出，双方的看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这些看法无论如何是破坏性的，大多数以危险的曲解为依据。这就是所谓的两种“自负与偏见”。
斯诺分析和批驳了这些自负与偏见。他敏锐地洞察到，两种自负与偏见实际上凸显了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传统文化（人文文化）——的分裂。这一分裂对人类和社会只能造成损失：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损失。作为科学文化一方的科学家有共同的态度、行为标准和模式、方法和设想，其文化精深、明确、严密，值得敬重，也关心社会生活，道德比较健全，但是他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却很松弛，难怪对方窃笑他们从未读过英国文学的主要作品，甚至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另一边的情况也不妙：非科学家对科学文化的了解同样贫乏——也许更严重一些，因为他们相对科学家来说更为自负。他们仍然喜欢自称传统文化就是整个“文化”，似乎根本不存在自然秩序，好像探索自然秩序本身及其结果毫无意义，仿佛科学大厦无论在智力深度、复杂性还是说明方式方面都不是人类心灵最漂亮、最奇妙的集体创造。同样地，他们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质量和加速度是什么意思——西方世界大多数人对物理学的理解，大概与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相当。对科学文化的不了解给整个传统文化带来非科学气氛，而这种非科学气氛又往往转化为反科学，致使人文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卢德派（Luddite）”（卢德派是19世纪英国手工业者为破坏纺织机器而组成的集团）。
斯诺分析了两种文化分裂的原因：一是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二是社会形态定型化（如考试制度）倾向。他指明，出路只有一条——重新考虑和改革我们的教育，恢复和促进双方的交流。他还强调：“弥合文化之中的鸿沟不仅从最现实的方面看是必要的，而且从抽象的精神方面看也是一样。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任何社会都不能明智地考虑问题。”尤其是，他对“揭示科学追求中所固有的智力的、美学的和道德的价值”表示赞赏，认为“应当把科学同化为我们整个心灵活动的一部分，正如运用于其他部分一样自然而然。”在斯诺看来，无论科学文化，还是人文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子文化或亚文化，都是“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表征”，“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符号的系统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
斯诺在近半个世纪之前所揭示的两种自负与偏见现象以及两种文化分裂的现实，至今依然存在，且在某种意义上有加剧之势，以致于在1990年代中期爆发的所谓的“科学战争”（science war）——是以往两种文化分裂的自然延续——至今还不能说硝烟已散、尘埃落定。这种战争在中国也初现端倪。不是么？在我们的周围，人文人把科学人描绘成机械呆板、寡情趣、没文化、不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冷血动物，认为科学损美败德，以至把科学迪斯尼化乃至妖魔化。科学人则视人文人好高骛远、夸夸其谈、不切实际，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玩弄雕虫小技，不懂科学而又爱对科学说三道四、评头品足。人文人自恃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看不起科学专家，甚至以不懂科学为荣。科学人自视智力高超，有能力摆弄抽象的科学概念和复杂的数学公式，而且每个结论都经得起实验的检验和理性的审查，不像人文人那样虚谈玄理，构造空中楼阁。这种自负与偏见甚至蔓延到大中学生中间：学理工的认为学文史的头脑简单，智商低下，啃不动数理，只好躲入文科避难；学文史的认为学理工的是呆头呆脑，只会跟枯燥的数字打交道，对社会和人事无知、隔膜。
看来，设法消除两种自负与偏见是当务之急——只有如此才能沟通两种文化，也才能培养出心智健全、全面发展的新人，而非残缺不全的“单面人”。加强双方沟通和了解固然重要，但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得从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入手，使青少年具有必要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素养，从而为未来双方的对话、理解与交融创造应有的条件。这样不仅会从整体上提高一代人的水准，而且肯定会有利于产生现代稀缺的哲人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和科学人文家（比如达芬奇、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