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问题，不单纯是个教育问题，大学的兴盛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兴衰。随着学历、文凭和各种证书的泛滥，招生腐败、学术腐败等丑闻的披露，大学的神圣性遭到玷污，大学的精神魅力在损减。前段时间，《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对某些“特别能考研”的地方院校不正常的教育模式进行质疑和批判，有辩护者搬出“教育公平”的理论来为这类院校热衷考试而疏于学问现象开脱，其论述热血沸腾，愤世嫉俗，但是仔细考虑起来，不把学问当作兴趣，而是一味把考研当作上攀的跳板，当作改变“低下”出身的终南捷径，说到底还是对大学本质的一种歪曲。

理想的大学体制，是保障学术自由，张扬学术追求，鼓励学术探索的机制。当下以种种无视学术规律的评估指标、检查、评比为主体的大学制度，只能强化与学术精神背道而驰的利益欲求，驱动一种败坏学风的论文生产，批发一顶顶欺世盗名的“硕士”帽、“博士”帽。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洋溢的理想主义热情和乌托邦情绪早已无处寻觅，甚至连一颗潜心学问的平常心也快成为稀有品了。教育的利益化、商品化驱使一些人把大学当成与社会进行名利互动、金钱交换的利益平台。过去学术大师所具有的苦学、严谨、玄思、批判、梦幻等气质，成为今天某些学子调侃的对象。那些熟练掌握“潜规则”的人，通过获取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而一跃成为“学术新贵”，他们的走红和发迹给学界造成了不可救药的浅薄。

诸多大学不约而同地提出“创世界一流”，早已招惹各方批评。网络和媒体炮制出若干版本的大学排名，暴露了教育评价的数字化、类型化倾向和贪大喜功心态。殊不知，大学的吸引力来自其独有的精神高度和学术热度，而与消费时代的种种炒作和热闹无关。物质的丰盈并不能增长大学的活力，若大学所提供的想象空间和情感皈依与世俗社会趋同，教师的学术活动趋于游戏化，学生的校园生活趋于享乐化，带给大学的只能是精神上的萎靡。导师被称作“老板”，学生环绕周围，靠攒书、参加企业家和地方官员组织的非学术活动牟利。利益攫取的心思冲淡了学术政治和心灵冲突，学术上的“异端”和“另类”越来越少，过去大学校园里时常见到的学术“怪人”也在市场行为中恢复了功利生活的“常态”。为了获取学术利益的最大化，复制、拼贴、模仿、抄袭成为最常用的手段。做学问本来是一个慢功夫，可是一旦和金钱和名利挂钩，自然就耗不起时间了。大学由“研究型”向“实用型”的靠拢，固然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却失去了对冷僻学科的尊重，牺牲掉了长期培育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传统。

大学具有自己内在的精神秩序，不仅在专业内部发言，而且向整个社会发言，以显示金钱以外的另一种价值。在“人心惟危”的浮躁年代，大学应当是安详、从容的。因为超越了功利主义，所以有一种不同凡响的“纯真”。大学的美丽即在于此。她的尊严在于拒绝心灵的麻木和精神的荒芜。在这个没有救世主的年代，大学是否应该有如此沉重的担当？这种诘问的普遍化从表面上看有一种解构神圣、躲避崇高的平常心，实则是精神失范的一种表现。大学应当强化自身的精神来防止精神空白在这个时代蔓延开来。强调大学的人文性，就是为了阻挡大学精神功能的萎缩和退化。作为追求真理的场所，大学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资历，一种生存资本，而是一种激情、一种力量，一种责任，一种信仰。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说：“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放弃独立判断，放弃自己的声音，对社会盲目跟风，无疑是对教育公器的一种亵渎。维护大学的梦想，捍卫知识生活的尊严，已经成为当下知识分子们的使命。蔡元培提醒教育者不能“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扫除浮泛于大学这个精神现场里的谎言、势利、扭曲和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