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的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杨小凯对国内的经济学关注，一直把握制度借鉴与体制转型的总纲的因由。国运的核心问题是，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他借助强森等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的这个理论，引申出对中国现实命运的迫切关注。强森等人发现，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葡萄牙。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杨小凯认为，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但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难以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容易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国政府仍然大体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一方面，是国有的垄断与控制。另一方面是金钱腐蚀与权力寻租。现今中国的不少地方，商贾参政，互为表里，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杨小凯分析，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

山西一些煤炭富豪，学历不高，但善于参政，结果是“不官而官”。地县国土局、矿产局的官员甚感无能为力，说，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就是管不了私挖滥采现象，这里面既有经济利益问题，也有社会关系问题，总之很复杂。在山西的产煤县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往往是当地的煤炭富豪，他们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轻而易举地逃避甚至对抗从中央到地方对非法开采一次又一次的严厉打击。山西私挖滥采屡禁不止的现象可以归咎为煤炭富豪们经营政治的成就。

煤炭、石油等非再生性能源，近年在国内很多地方都遭到掠夺性开采，使原来就不丰裕的国家资源，急剧减少，乃至枯竭。表面看，这是一个地方与国家争利的问题。其实，要害还是官与商的权力寻租、利益共享，以及一些暴富者头上的“花环”庇护，症结仍然非体制莫属。体制的滞后既然成了经济发展与公民受益的瓶颈，一切看似针对现实问题的研讨，其结果充其量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长期未能根治的“三农”问题，杨小凯认为，要害是土地的归属。对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而言，土地制度若得不到彻底解决，国家就不稳定，大多数民众就无法安居乐业，这是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中国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根本症结就在于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从心理上，农民不认为自己种的地是自己的，所以没有长远投资于土地的打算。

事实上，名义上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近10来年，予取予夺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仔细观察一下，因地因山因水域的被廉价征用、农民欲告无门的事例，遍及大江南北。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倘若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他们的命运何至于如斯！

关于教育问题，在国外从教多年的杨小凯觉得，中国不应该学澳洲，而应该学美国。美国对私立大学没有限制，政府办大学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所以发展出各种适合不同需要的大学。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而各种低水平的私立野鸡大学也适合了低层的社会需要。更重要的是由于进入教育领域是自由的，不需要任何教育部批准，所以私立大学之间竞争自由而激烈，制度创新层出不穷。州立大学便可以模仿这些好教育制度（例如终身教授制），也有不得不模仿的竞争压力（比如教授工资就不可能比私立大学低得太多）。

近十年来，长官意志执导下的并校风及其种种，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教育体制的单一性、僵硬化与糜费无算。

国人都能感受到的腐败严重问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银行呆坏账可能引发金融危险问题、上市公司违法经营可能引发股市危机问题、“三农”问题、政府与民间共有的诚信问题。教育垄断与失范问题等等，往深里看，莫不是制度窒碍的结果。制度缺陷导致了垄断、恶性竞争、不公平、不公开与不公正、权力失去制衡……杨小凯认为，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短期内发展实效很好。这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一样。制度就像高速公路。你到一定程度汽车就走不动了，结果前功尽弃，可能一下子垮下来了。

制度文明当然不能取代一切，制度文明也需要积累，但更有效的却是比较而后的择优借鉴、移植。有很多文明改进并不需要我们搞折腾式的满足权势集团的所谓创新，我们只需要比较国际同行做法的优劣，有些甚至就是前人有益经验的借鉴（譬如西南联大的有大襟抱，大眼光的专家、教授治校）就行。

“文革”10年，杨小凯因言获罪，但摧毁不了他的意志，反而使他深恶痛绝特权、极权与强权。他对历史看得太清楚，不走宪政民主的道路，最终是玉石俱焚，位高权重者的结局也很难美妙。不管身处何处，他始终不是一个作壁上观者，而是一个思想者、参与者与理想之火不熄者。杨小凯思想的要义在于：倾听对手。宽容异见，善待少数者与反对派，限制政府权力，保护私有产权，力促制度转型，普及公民教育和倡导责任与道义担当。

当思想犬儒、行为消费与享乐至上风气弥漫的今天，即使口头反对腐败，下意识也希望“且幸分我一杯羹”的所谓知识阶层忤逆良知的事例随处可见；知识蜕变成光环、矫饰甚至游戏；失忆或有意忘却成为社会通病；影视以讴歌皇权与专制为大卖点；传媒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消解、对抗普世的人道、人权、民主和宪政情怀……此其时，杨小凯的坚忍不移、洞若观火、镜鉴中外以及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心馨祷告，就更显得 “优济在元元”，弥足珍贵。

（2004年第6期 《随笔》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