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出版了近20本书，经常被人们称为作家，但是在我的骨子里，更愿意别人拿我当编辑。因为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服务多年，人生的许多甜酸苦辣都是这个职业给予的，自然也就有了无法割舍的感情。因此即使在退休以后，最关心的事情仍是出版业改革，以及这个行业的未来走向。

说到出版业的改革，我以为最根本的，还是人员构成的改革，以及人的观念的转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出版业就会有大发展，否则只能是小步移动。由此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不妨在这里顺便说说。

1988年我和老作家康濯等人，曾经出访过一次奥地利，在进行完有关文学交流以后，我特意提出参观一家出版社。因为我刚受命主持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而这家出版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国外翻译出版中国文学，需要跟国外文学出版界打交道，趁机了解一下人家的情况，对出版社和对我个人都有必要。在我们参观一家跨国出版公司时，一位负责人陪同我们半个小时后，非常不客气地就说有事告退，让别的人继续陪同我们参观。他临走时我抢着问了个问题，这就是他们公司有几位负责人，他连续地举了三次一个手指头，我以为总共有三个负责人。后来别人介绍情况时才知道，只有他这么一位总经理，因为他是一位音乐理论家，他每年还要自己写一两本书，却把一个出版社搞得有声有色。这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当我进一步了解时才知道，他所以干得如此“轻松” ，主要是在出版社人员构成上，比我们现行的出版社更接近市场。他的管理机构和发行机构，相比之下远比编辑人员多得多，编辑人员大都是外聘或兼职，正式职工大都是发行管理人员。回来以后结合咱们情况考虑，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编辑人员哪怕是个专家，总有熟悉和不熟悉的业务。比如文学类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熟悉小说不见得熟悉诗歌，熟悉创作不见得熟悉理论，如果光简单地从配备人手上解决，就只能加大各种专业编辑人员数量，而这些编辑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结构却并不见得随着时代发展更新，出版社这盘机器只能在既定轨道上运转。在计划经济情况下还可以承受，反正大家都是吃国库的银子，干好干赖谁也不能说什么话，更不会影响出版社维持生存。

现在出版社和报刊社正面临改制，一旦跟市场完全接轨运行，原有的模式和做法，恐怕就难以推动这盘机器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过去以编辑为中心的模式，明确地坚决地整个地颠倒过来，建立以管理发行为轴心的体制。编辑人员可以大量外聘或兼职，而且分为策划编辑、审稿编辑、案头编辑三种，各司其事各负其责地实行任务计酬，这样就会形成一盆清澈的活水。学习科研机构的项目带头人负责制，学习建筑机构的项目经理制，既不会把编辑拴在一棵树上，又会激发起编辑的创造性，以及互相之间的业务竞争，人员和知识永远处于新鲜状态。假如一个老出版社或报刊社，觉得目前情况还不成熟难以这样做，不妨把现有编辑人员来个重组，不分职称高低资格深浅，谁适合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然后按项目操作和效益获酬，相信同样会比老模式要强。比方有的老编辑年纪大了，组稿跑不动文字功底却很好，可以做稿件处理和文字加工工作；有的年轻编辑反应快思想新，可以做些组稿和稿件策划工作，这样搭配起来就可以互相补充，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最大能力。

我说的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主要是关于稿件处理程序。我们多年沿用的三审制度，事实证明是有其优越性的，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最明显的就是人力和时间浪费。比如一部书稿来到出版社，经过编辑初审主任二审，再提交总编辑或副总编终审，倘若最后被终审认可，那还算比较顺利和正常，如果一旦被终审否决，前边的程序就等于白费，人力和时间也就完全白搭。如果我们把思维和观念改变一下，先由编辑按标准筛选出认可稿件，直接送交终审从质量上确定是否可用，然后退回来再由编辑进行文字处理，虽然从程序上看少了二审环节，但对稿件同样可以把住关，质量绝对不会有丝毫降低，时间和人力却省了好多。还有一点同样是个观念问题，就是要充分相信普通编辑，这就如同医院相信医生一样。在医院里只要有医生资格，就肯定会有开处方的权利，没有一家医院医生开完处方，再由主任或院长签名取药的，医院凭什么会这样做呢？毫无疑问是因为有《药典》和相关制度。既然医生可以这样做，我想编辑也可以这样做，由出版主管部门制定“药典” ，以及相关的审稿定稿规定，让编辑有“法”可依就会正常运作。必须承认我们目前的终审，说白了主要是职务审稿，哪个编辑熬到总编辑位置，他就自然有了稿件终审权，完全是视其职位的改变而改变，其业务水平和知识并不见得有所提高。

在计划经济时期以编辑为主，那是因为出版业由国家养着，人员流动完全没有可能；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则完全不同，出版业要在市场找活路，就应该以发行和管理为主，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发行是龙头” 。既然承认发行是龙头就要让龙头抬起来。如果出版业这条龙，“龙抬头”真正实现了，审稿程序又比较简便，编辑人员施行项目负责，出版社就会瘦身减肥，形成头大身轻的龙，何愁“龙腾虎跃”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