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家庭的健康才能确保社会的健康，只有家庭的安全才能确保社会的安全，只有家庭的发展才能确保社会的发展，确立适度生育权、探究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已越来越难回避。
●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问题，必须从全面的“人口发展”而不是偏狭的“人口增长”框架出发，构筑起安全、协调、持续的人口发展体系。
●最重要的理念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概念。从“投资”而非“成本”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树立了积极的人口观。
13亿人口日是一个寻常又不寻常的日子。“寻常”是说中国并没有因为第13亿个公民的出生而更加艰难和愁闷，我们的日子并没有因此发生任何意外的改变。“不寻常”则是这个日子的意义。13亿毕竟是一个人口超载的国度从未达到过的高度，但这个高度却同时意味着挑战和压力。
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没有比这更基本的人口观了。到了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内涵和表现都有了新的变化。在内涵上，中国人口问题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发展又是人类的发展或者说人的全面发展的特征，以人类发展引领的人口发展将使中国人口问题迎刃而解。在外延上，中国人口问题林林总总，不再局限于人口的增长，而是越来越与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迁徙和人力开发相联系，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系统相融合。所以，树立“大人口观”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
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而不是单一地减少人口增量，我们需要探究一些新的人口命题和人口理论，归根结底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人口和计生工作观。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类发展、优化人口结构将成为21世纪人口原理的三大支点：
家庭安全比社会安全重要
家庭养老是全人类都值得珍视的文化传统，在老龄化时代揭幕之后尤其如此。我们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生育率下降的社会文化边界性。仅仅考虑到人口控制的必要性是不够的，一个以人文关怀、人的发展为归依的政策一定会考虑到人口控制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如果说必要性是出于经济发展的尺度，那么可能性是出于社会承受的尺度，而合理性则是出于伦理关怀的尺度。在三维的框架里，我们才能确立人口控制政策恰当的历史坐标。
家庭安全是指家庭的安全发展要以家庭人口的一定数量、家庭人口的合理构成为基础。亲情需要和养老需要是家庭发展最重要的安全需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早期著作《生育制度》曾经提醒人们：一个由父、母、子组合而成的三角形家庭结构才是稳态的家庭结构。生育可以激发和加固家庭的功能。更重要的是，生育资源是最重要、最基本、最可靠的养老资源。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因此缩小而不是扩大独生子女规模和比例应该成为理性、智慧、以人和家庭为本的人口政策的当然之选。
毫无疑问，只有家庭的健康才能确保社会的健康，只有家庭的安全才能确保社会的安全，只有家庭的发展才能确保社会的发展，社会并不是空的架构，而是由一个个家庭细胞组合而成的组织体系。显然，确立适度生育权、探究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已越来越难回避。
人口发展比人口增长重要
正如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一样，人口发展范畴也提供了远比人口增长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内涵。人口发展的真实含义是指人口的结构和功能状态。人口增长只是人口发展的一个方面。人口增长是指人口过程的数量变化，而人口发展还要包括人口过程的结构变化，同时这种结构的变化在广义的意义上也是一种人口素质的变化。对“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辨析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即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形成人口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问题，必须从全面的“人口发展”而不是偏狭的“人口增长”框架出发，构筑起安全、协调、持续的人口发展体系。
单纯追求人口增长目标（譬如零增长和负增长）的战略无疑有违于“人口发展比人口增长重要”这一原则，在精神实质上与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观相去甚远。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发展的论断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理论创新。人口增长需要考虑这样的发展要求。毫无疑问，预先确立生育率下降适度边界、充分考虑了人口结构平衡要求的人口增长才能确保人口安全、健康、积极的发展，才符合发挥人口推力、实现持续发展的宗旨。
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
21世纪的新经济开始转向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即使不是现实的形态，也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新经济”呼唤“新人口”。新人口就是亲生态、亲知识、亲道德、亲市场的人口，就是具有更多更新人力资本存量的人口。在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将凸现而出，逼迫人类努力以人力之创造补天力之不足。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早就提出：最后的资源就是蕴藏在广大人口身上的脑力资源和智力资源。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信心：13亿中国人口意味着有13亿中国人脑。一旦将这些人脑资源开发出来，所谓的人口问题将逐步消解，而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因此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支持。这正是“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经25年的艰辛探索之后，进入了一个“统筹发展、以人为本”的崭新阶段。若有恰当的投资和开发，人力资源将成为最宝贵的资源，但在中国，太多的人将人力资源看作最廉价的资源，这是巨大的悲哀。跳出“人口论”和“人手论”之争的传统视界，我们蓦然发现了一个更深邃广阔的天地，这就是“人脑论”。这也是笔者心中深层人口学的历史取向。
最重要的理念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概念。从“投资”而非“成本”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树立了积极的人口观。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是不能不控制的；但同样毫无疑问，仅仅控制人口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恰恰相反，过分重视人口减少而严重忽视人口投资，会形成巨大的历史失误。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将人口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全面发展、家庭的结构安全完满地统一起来，才可能创造出以人类发展为主旨、均衡各方面力量的、健康积极的人口发展格局，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新的历史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