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一阶段往往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断，对我们顺利地度过这一临界点，形成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和谐、区域和谐、城乡和谐、人的和谐、生态和谐以及经济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内容。我们认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到重要位置，重要的是解决好当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

1.充分关注社会低收入群体，重视和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尽管我国初步建立了各种扶贫、基本生活保障、最低工资保护等制度，但投入严重不足，相当多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他们的困难如果解决不好，很可能增加人际关系中的利益冲突，甚至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目前应以失业保障为重点，进一步推动新型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为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领导干部要带领群众把经济搞上去，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群众中去，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做到工作到位、政策到位、责任到位、资金到位，帮助他们在全面奔小康途中不掉队。

2.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过大，基尼系数已攀升至0.45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不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即使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长，社会矛盾也会越积越多，社会冲突就不可避免。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实现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实惠。

3.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步伐。当前，农业滞后、农民增收困难、部分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难题。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加快在农村建立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让农民自主经营，自由竞争。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靠工业化致富农民，靠城镇化减少农业人口，靠产业化提高农业效益。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土地制度、城市化和农民利益”三方面统筹和谐起来。历史证明，农民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善待农民，中国的发展才能和谐繁荣。

4.协调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局面，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削弱对立，理顺情绪，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当前亟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解决事关群众切实利益的问题。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化解群众的意见和不满，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应采取“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方法，既要采用说服教育，沟通协调的方法，更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不断健全人民群众信访渠道畅通机制，完善联系群众制度，逐步开辟多种民意表达途径，并充分发挥城乡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认为，还有几个理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比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是“压快等慢”，搞“齐头并进”平均发展。和谐发展的深刻价值在于保证全局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发展，不是“压快等慢”，搞“齐头并进”平均发展，而是让快的更快，慢的加速赶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是搞“劫富济贫”，重新回到平均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在尽可能地扩大富裕群体成员比例的同时，扶贫济困，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增富减贫，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稳定社会结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等于没有差距和差异，不是取消竞争，而是承认差距，鼓励竞争，并逐步缩小差距，在差距中求得波浪式的和谐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竞争、进取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体现了社会文明。《决定》把和谐社会的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也体现了社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