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中期是人口向城镇聚集、工业高速发展、产业升级换代的明显阶段，也是农民收入来源主体发生重大转移阶段，农业、农村和农民将进入快速裂变期。农业裂变，即农村经济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转变；农村裂变，即农村城镇化进程将不断推进；农民裂变，即更多的农民将实现就业非农化，变成市民、变成工人、变成商人、变成企业家等。这是大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是一个战略性的“裂变”。在这“三农”裂变中，农民裂变，即农村人口就业非农化是核心。而农村人口就业非农化转移的主要空间和根本出路在城镇。

反思我国农村城镇化历程，可以看出，农村城镇化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起步的，这使得它具有与别国不同的特点。

第一，城镇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工业投资数量大而且高度集中。传统农业与相对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并存，高水平的工业产业结构与低层次的城镇化水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工业化过程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作用不是很大。农业在提供巨额原始积累以保证工业迅速增长的同时，不得不把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第二，农村城镇化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指令性，农村城镇化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劳动力不是通过自由选择的市场舞台实现自动的供求平衡，而是按指令性计划分配。由国民经济计划决定的投资数量和方向，同时又决定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状况，因而制约着农村城镇化的进程。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基本上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来组织和推进并倾向于工业，因此，农业发展及农村城镇化进程也受到计划经济的限制，无法实现充分利用农业优势、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第三，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一种非市场经济的特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把城市基础设施无偿地或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拨给地方使用，同时国家在大量财政补贴基础上构筑了一套福利制度，供城镇居民享用。这样使国家财政发展的活力和推进城镇化的支撑力日渐衰弱，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价值规律、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形成了严重阻碍。

第四，农业剩余无偿地转移到工业，使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我国工业化发展所需资金主要来自于农业，但这种资金不是通过个人储蓄或国家税收获取，而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进行隐性积累，国家依靠统购统销这种非经济手段，使“剪刀差”政策得以实现来保证国家对工业化的投资。在农业生产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农业剩余无偿地转移到工业，造成了农业投资严重不足，使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长期处于不良状态,同时也使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

此外，城镇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以政治目标取代经济效益，造成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严重的不稳定与不平衡。

农村城镇化的上述特点，使得其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城镇化也开始引入市场机制，选择了加速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人口非农化的战略，即发展中小城镇和农村非农产业，这种就地就近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模式被称为“离土不离乡”。

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客观上促使农村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人口非农化的发展导致某些地区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在某一区域内的聚集，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区域中心，而这些中心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口职业已日渐脱离农业生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城镇居民无实质差异，事实上已成为新的城镇居民。可见农村城镇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基本上摆脱了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一种自发型的、民间型的、市场经济型的城镇化发展特征。

农村城镇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下一种特有现象。它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解决了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对城镇形成的巨大压力；第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三，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为农业现代化和消灭城乡差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表明，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我国农村城镇化、非农化战略目标，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进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符合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