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一场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一批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高新技术群体日益崛起。这批高新技术群体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引起和正在引起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决策方式、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而且引起了科学、技术、生产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关系到人们对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

有人在考察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认为“先有科学还是先有技术”，不可能“用一个抽象的公式加以概括”，亦即其中没有一般规律可以遵循。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负有盛望的约翰·齐曼教授，就持这种看法。他在《知识的力量——科学的社会范畴》一书中，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作了认真的考察。他发现有些技术先于科学，又有些技术则在科学发现之后产生。例如，对于蒸汽机的发明过程，他说了以下一番话：“引入蒸汽动力花了200多年时间，这一过程是大家所熟知的。19世纪中叶前，这项现代工业发展史中最重要技术的发展几乎没有从‘纯’科学那儿获得任何帮助。蒸汽机的产生完全是出于工业上的需要——为了解决矿井中抽水这一技术问题。”瓦特利用布莱克的潜热理论发明分离式冷凝器，“这是理论对于蒸汽机作出的唯一重大贡献。”“除此之外，蒸汽发动机的发明和改进都是一些数学和物理学上毫无素养而有实际经验的发明家完成的。”这是技术先于科学的例子。又如，对于电磁学及其相关技术，他说了如下一番话：“电磁感应这项基本的科学发现到技术上大规模的应用，其间相隔50年之久”。在这段时间中，电磁学的基本理论由于麦克斯韦这样的物理学家所做的工作而完善起来，从而为19世纪无线电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因而，就电磁学而论，理论始终远远跑在科学的前面，科学似乎没有受到社会需要或实用技术的推动。”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例子。他还列举一些其他分别属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例子。于是在“先有科学还是先有技术”这个问题上，得出了没有一般规律可以遵循的结论。其实，如果我们从上述“生产→技术→科学”和“科学→技术→生产”两个过程中技术的不同含义来看，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的。齐曼所举的第一种类型的例子属于“生产→技术→科学”过程中的技术，当然在科学发现之前；而他举的第二种类型的例子则属于“科学→技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当然在科学发现之后。

著名英国科学家斯蒂芬·F·梅森在研究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直到公元1850年左右，工程学和一般工业上的技术革新并不怎样依赖当时的科学知识。相反，科学却从某些问题的研究上获得很多好处，如热力学的发展，一部分就是靠蒸汽机的研究。在公元1850年之后，把科学应用到工程技术上，就成了工业发展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到了本世纪，则大多数卓越的技术发明主要都来自科学研究了。”梅森的观点比较符合科学和技术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史。

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的联系虽然日益紧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过程日益加速，但二者在社会发展中又不是完全同步的。科学上先进的国家，并不一定在技术上是第一流的、在社会生产上最先进的；而技术上先进的国家，也并不一定在科学理论上是第一流的。例如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70年代，在基础科学理论方面并没有出现世界性的突破，本世纪科学上重大突破性的理论，很少是日本人提出来的。但是，战后的日本立足于本国的实际需要，积极吸收外来的技术。日本1955—1970年花了15年时间，用101亿美元的代价，引进33000多项外国技术，取得了外国发明创造需花费2000亿美元才能得到的专利、技术，几乎吸收了世界各国用半个世纪创造出来的全部科技成果，使日本不少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赶上和超过欧美，这是日本由一个经济上受到极大破坏的战败国变为第一流的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表明，以知识理论形态存在的科学并不是直接的物质生产力，它只有转化为技术，应用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才能转化为直接的物质生产力。因而，科学不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只有物质生产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