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基座中附加的半圆饰性铁架，是欧洲传统建筑文化中弧形拱券情结的鲜明反映。如果将半圆装饰性铁架剥去，埃菲尔铁塔基座中真实的形式会立即暴露，原来其承重结构的主体部分是折线梯形，与中国北京八达岭的居庸关云台门洞拱券的下部轮廓即其装饰形式大致相同。只不过云台、铁塔两个案例的虚实位置相互颠倒，中国人将孤形掩藏起来，而使梯形展露无遗；欧洲人将梯形掩藏起来，而使孤形展露无遗。

居庸关云台门洞顶与埃菲尔铁塔底部这一对相互反转的结构造型，是中西文化两种截然相反性格的反映。它使我们认识到，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的传统建筑中，结构与形式两者之间的权衡取舍，尽管不可从根本上违背结构理性，但最终结果一定受制于文化的选择。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建筑曾经几度模仿中国样式，结果不伦不类，中国建筑也有过同样痛苦的经历。不幸的是，前者的模仿早已停止，后者的痛苦却似乎愈演愈烈。关于“固有文化”或“民族文化”的讨论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对于“现代化”的追求进行了大约半个世纪．可是中国建筑似乎仍未找到明确方向，困惑渐渐演变成狂躁。在生态危机日益逼近今天，任何终极性的价值判断都应准之以足够深广的时空尺度。文化上孰优孰劣的判断不可遽然落定，技术史上某些长期流行的结论也有反思的必要。一方面，欧洲舶来的科技和文化并非都那么先进，更不是都值得中国效仿；另一方面，中国的古代成就也未必全部当得起技术上的过高评价，也不值得过度自豪。

科学技术人文知识，可谓人类进步的“两条劲腿”。在科学技术领域，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创新意识与生俱来，学术水平一代超过一代，这些现象皆毋庸置疑。在人文领域，情形则大不相同，这里从来没有多少客观标准，可供我们判断某时期某地区状况的是非优劣。建筑介于人文领域与科学技术之间，今日所谓“交叉学科”，其学术地位颇为暧昧。更何况，建筑也被列入艺术门类，杰出建筑作品的魅力是永不磨灭的。因此，在建筑领域，单纯技术上的“先进与否”不能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萧默先生曾语重心长说，治建筑史者不可对当下社会的建筑状况视若无睹，笔者深有同感。中国的首都建设是当前世界建筑师关心的焦点，近期飘散的建筑花絮更引起众说纷坛。在“欧陆风”吹得越加猛烈的时候，我们终于将京城中心的黄金宝地借予埃菲尔的门徒，充作法兰西建筑欢快表演的舞台。保罗·安德鲁这个法国人，执意要让我们这个刚刚步入小康的国家耗费几十亿巨资，以换取一个笼罩整体而全无功用的巨型圆顶，其初衷真是难以揣摩。撇开建筑师追求功利的本能不谈，任何人都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归属感，更不用说在现代世界上备受尊宠的欧美人。

八十年前，友善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来到中国，接受不少重要的设计委托，包括燕京大学校舍。他的创作手法主要是正面朝西、三合院和中式大屋顶。三合院和中式大屋顶带有较浓形而上色彩，此处暂且按下不提。正面朝西的手法与使用功能关联密切，利弊易于辨明。大家都知道，中国建筑自古有“面南而王”之说，欧洲建筑却以西向为尊，如作为石头史书在各个城市里鹤立鸡群的教堂，立面及入口皆朝西。仅从立面及入口看，中西建筑的方向相差九十度。静心观察则不难发现，二者主体朝向即大面积窗户的朝向其实完全一致。中国面南是指建筑物的入口朝南，平面东西长、南北短。欧洲尊西是指建筑物的入口朝西，但平面同样是东西长、南北短。对于同处北回归线以北的中国和欧洲来说，即使有电灯和空调机可用，为了引入自然的采光和通风，建筑物的平面设计理当如此。然而墨菲不是这样，燕京大学的建筑平面多半是东西短、南北长。这样一来，大部分房间的窗户都朝东或朝西，采光和通风都不适宜。显而易见，这是欧洲传统建筑中入口西向观念在中国的误用。诚然，就坚固和美观而言，墨菲的建筑作品多半属于上乘，有些已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对于四季使用这些房间的工作人员来说，虽有空调机降温，也难以发自内心地表示恭维。一个西方建筑师，要在中国设计出令人喜闻乐见而且舒适的作品，仅仅具有友善是不够的。

（2004年11期《读书》方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