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的本质以及它的以个人为主（或是几人小组）、目标模糊、探索性强、偶然性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兴趣易变、课题频移、周期漫长、前景难料、结果未知等等特性，因而无法像应用研究和工程技术那样制定详尽的计划和周密的措施。即使人为地订出计划，也难以按部就班地贯彻执行，最终大半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多年前，我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并在有关场合加以阐明。近读一些著作，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英国化学家和哲学家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说：人们认为，科学的计划化，乃是要使得纯粹科学追求这样的发现，使之在运用于实际问题时能够有用。一般而言，这实在无法做到。纯粹科学自有其内在的目的，惟有使得它不再是其所是，才能包含不同的目标。这将会中断今天“科学”一词所表达的追求，而代之于另外的一种行动——那根本就算不上科学。计划化科学，只是科学所体现的一点痕迹而已，它仅仅造成科学实际进步的极小部分。完全局限于计划化科学，简直无异于扼杀科学。使科学从属于福利计划化的这种非分观念，构成了对知识和道德生活状况总攻击的一部分。科学惟有在自由中方能繁荣昌盛，这样，科学家们便会把自己分配到可能发现的整个领域，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殊能力运用到对他而言最为有益的任务上去。于是，有尽可能多的道路可以开拓，科学亦可以最为迅速地遍及所有的方向。公共当局的职能，并不在于计划研究，而只是为科学家的追求提供机会和设施。

其实，爱因斯坦早就讲过这样的话：“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沉思一下上述论述，反观中国的现实，我们不能不为眼下的一些流行做法感到忧虑和焦急。我们至今还没有彻底摆脱大一统的计划一切的体制和陈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成年累月地忙于拼凑形形色色的科学研究计划，组织所谓“大兵团作战”，“集体攻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人力和物力相对稀缺的情况下，这样做对于某些大规模的工程技术项目也许多少有用，但是对于科学尤其是学术科学而言，实在于事无补。计划学术科学也使得科学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忙于申请填表，忙于汇报论证，忙于小结总结，忙于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和验收。为了获取资助，逼得科学家不得不跑腿、说情、拉关系。不仅如此，还逼得科学家说大话和说假话，在申请课题时把研究进度描绘得头头是道，把研究前景吹嘘得活灵活现——还没有开始研究，天知道这些“先知先觉”从何而来？更有甚者，致使一些科学家和计划管理者沦为肮脏的行贿者和受贿者，沦为“课题掮客”、“项目掮客”——计划学术科学蜕变为滋生学术腐败的温床。

由此可见，对计划学术科学，必须尽快在观念上予以转变，在体制上予以改革。可行的思路是，充分认识学术科学的本质和特性，纠正不合时宜的规章和政策，中止制定没完没了的学术科学研究计划，淡化现行的课题申请和立项制度，把事先的以课题招标为主的设计逐渐转化为事后的“产品收购制”。对于已经做出或即将做出重大发明或发现的科学家，及时继续给予足够长和足够强的支持。对于有实力或发展潜力的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人人心知肚明，大家早已心中有数，只要设置公平的竞争舞台，他们准会脱颖而出——可以事先就给予三五年的足额资助，让他们自由研究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在必要时通报一下即可，不必时不时地写书面汇报和组织查验，届期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继续支持与否。要相信，真正的科学家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会把这种自由作为无比珍贵的礼物来接受，绝对不会无所事事，做逍遥游的。在科学共同体内，总是有一小批人苦心孤诣，潜心研究，无暇旁骛的。对于学术科学而言，这样的少数人就足够了，人员过多反倒是鼓励平庸，是对有限资源的浪费。

以上就学术科学所说的东西，无疑也适合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纯学术研究或纯理论研究，因为它们在本性和做法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