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日记（一）

石门坎是贵州毕节最穷的乡，80年前的石门坎却是苗族文字的发源地；是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科技推广中心、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还是足球之乡……

从石门坎乡政府到新寨村，以前要走5个小时，现在步行只要1小时30分，开车仅要40分钟；新营—乡政府以前的山间小道需要步行2小时，现在只需四、五十分钟，开车10余分钟；新寨到苏科寨过去需要步行1小时，现在5分钟就可以坐着车出来了。3条五米宽合计26公里长的公路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如果用现代流行的招标方式来修这3条公路，至少需要200万元。可是，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的人们只用了不到7万元的资金修成了这3条公路，并且从竣工的那一天起，这3条路就有了若干支义务护路队。

我把这件事讲给北京的朋友听的时候，大多不敢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的，如果按照别的思路，7万元1公里路也修不成。但7万元修成26公里公路是真实的，这就是石门坎贫困的村民和发展工作者的智慧。

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们，深入到各个村寨，了解村民的需求。需求会提出很多，但修路是各个村社的共同需求。修路这样的事，一般是政府来修。政府修路一般采取招标的办法，1公里路不会少于8—10万元，由于投资巨大，政府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村民修路的愿望就只有年复一年等待下去。有没有用少钱办大事的办法呢？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开展了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尝试将农民组织化，在相关村社成立社区发展委员会。发展工作者将各个相关村社的发展委员会成员组织起来，选举成立修路管理小组。管理小组讨论修路的方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达成初步的共识。再由各个村社的发展委员会组织村民讨论具体的施工细则和各个村社成员的具体任务。通过这样的活动，修路的方案基本形成，由乐施会出钱，社区发展委员会买炸药、雷管、铁锤、钢钎、碎石机、推车等材料和工具，请政府安排技术员指导（由乐施会出资给补贴），由发展委员会组织村民投工投劳。修路管理小组负责整个修路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发展工作者是社区发展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的协作者。

从2001年年底开始，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人民一道，用了两年的农闲时间，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风餐露宿，终于在2003年年底修成了连接3个村的5米宽26公里长的碎石公路。

当我走在这条平坦的山寨公路上时，电影《红旗渠》历历在目，心中感慨万千。80年代，我在乡镇当书记的时候，领导过农民利用冬闲时间兴修水利，但进入90年代，组织农民义务兴修水利等工程的壮举再也没有了。政府组织不起来了，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工作者们却再现了《红旗渠》的一幕。

在中国的农村，每天闲置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可是中国的农村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劳动力去干，中国的农民也渴望组织起来改造山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我们难道还有比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的闲置更大的浪费吗？我们难道还有比利用几亿劳动力更重要的资源开发吗？市场化、货币化的扶贫是中国要走的扶贫道路吗？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石门坎人民创造性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