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 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党政人才具体选才标准已执行了二十多年。党的十六大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为年轻干部建设 “快车道”的同时，提出了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新的人才评价标准。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明 “全面贯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 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无疑，深刻理解由以往的“四化”选人标准到全面贯彻“四化”建设方针的变化，对于建设优秀党政人才“快车道”环境和确立新的人才评价标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 的口号，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针对当时面对的客观形势和任务而提出来的。当时的客观情况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大批老干部刚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结束了“四人帮”提拔的一大批造反派掌权的历史，同时确立了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队伍就成为关键因素。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站高望远，及时针对大量重新复出的领导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知识水平偏低、缺少专业知识等问题，提出了“四化”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建设路线。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不无“四化”路线之功。
但是，随着我们党的社会地位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对政府经济管理主要职能的新定位，随着政治社会生活日益民主化、法治化趋向的发展，“四化”标准内在的局限性和不适应倾向，随着时代政治的发展变化而日益明显和突出。干部队伍建设领域与时俱进的社会要求，是干部“四化”选人标准必须完成从具体尺度到赋予新内容的建设方针的转变。
从本质上说，干部队伍“四化”作为方针和路线并不过时。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现实干部选任具体化“盯人”思路的操作标准，以往的“四化”选人标准和尺度，仍是传统盯人办法的继续，而且其实践作法正日益呈现出时久弊生的局面。
笫一，“革命化”口号是建设方针而难以化为具体标准。 “四化”作为具体标准的不适应性，首先是“革命化”口号语义的时代烙印。“革命化”的本意是政治标准和政治素质要求，是指“靠得住”，但作为尺度是难以量化的；作为方针则可以贯彻其“靠得住”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原来是革命党，革命党的建设路线要求“革命化”，它是“阶级斗争”时代的目标要求，确立“革命化”方针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已完成了“革命”的任务，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此新时期“革命化”应是方针而不是尺度。
笫二，“专业化”口号需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对政府经济管理主要职能的新定位而转变旧的认识和做法。“专业化”口号的提出，是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大背景下，为实现由外行领导向内行领导的历史任务提出来的。“专业化”要求，领导某行业的干部要有相应行业的学历文凭或经历，它对于调整只懂政治不懂业务的“大老粗”干部过多局面，对于各领域了解国内外前沿发展态势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及加入WTO对政府的新定位，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由主导转向创造良好环境和为市场主体服务，这一职能转变，使领导某行业的干部要求有相应行业的学历文凭的做法失去了内在基础。与以往相比，今天的“专业化”合理内涵，是作为公共管理职业所要求的能力及MPA体系知识。由此积极转变旧的“学工业管工业、学农业管农业”的认识和做法，既是对各级领导包办和直接干预经济行为的釜底抽薪，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
第三，“年轻化”需要随着政治社会生活日益民主化、法治化趋向的发展变更旧的措施方式和认识。从实质上说，“年轻化”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朝气蓬勃、雷厉风行的效率状态。“年轻化”口号的提出，是在缺乏能力评价标准的条件下，原为解决各级领导班子年龄偏大问题而提出来的。为保证层层班子都呈现新老交替局面，便以层层递减年龄段为尺度，以年龄“一刀切”去追求“年轻化”。这一做法的结果，不会也不能根本解决“年轻化”问题，同时又衍生出“三十五岁现象”、“四十五岁现象”等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层层递减年龄的“年轻化”做法，中国古代没有，欧美诸国视之违宪违法为典型的年龄歧视而不允许存在。客观上，注重自然生理年龄必忽略了心理年龄问题，它同样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践看，有些人自然年龄与心理年龄是不一致的，自然年龄高的人中，不乏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和思想活跃等完全具备年轻人特征的同志；同样，在年轻人中，亦不乏意志衰退、老气横秋、临事畏缩者。因此，“年龄一刀切”虽然是在既成社会条件下调整干部构成最省事、最宜于操作的有效办法，但“一刀切”做法客观演绎出的逻辑是，五十岁的人能当省长，却不能当市长、县长；四十岁的人能当市长，却不能当乡长。这无疑既剥夺了心理年轻的老同志继续发扬更大才干的机会，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为几年以后班子集中调整埋下了新的契机。
第四，“知识化”不是“文凭化”，需要赋予全新的内涵和认识。“知识化”是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需要而提出来的。以往“知识化”总片面理解为高学历、高文凭。在以往实践中，由于“革命化”的 要求在实际中其内容的“弹性”和模糊性造成把握上的困难。采取集中调整的过程中，选任干部只好以“年轻化”中的年龄和“知识化”“专业化”中的文凭为标准，“知识化”衍成“文凭化”，这种“知识化”专注文凭的有无，客观上淡化以至忽视知识的“折旧”和“更新”问题，使人不讲专业差别，不分知识体系，不辨学科新旧。实践上，把解放前受过的教育与建国后的新教育同等对待；对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所获学历和文凭一视同仁，面对知识骤增和社会事物日新月异所带来的“ 学历有效期”和“知识折旧率”问题为人们普遍忽视。其结果，使许多弄到文凭的人不再有学习进取、追求知识更新的压力和动力，倒使旧理论、旧思想、旧观念和经验主义在现实中大行其道。这种漠视知识老化状况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十分不谐调，更使干部队伍的领导水平跟不上飞速发展的社会事物提出的客观要求。其危害性还在于，混文凭者一旦得逞，既堵塞了真才实学者的进身之路，又常常不自觉地压抑人才和打击人才，为有真才实学者设置障碍。“机械文凭论”与“知识化”的追求真谛相去甚远。现今各地仍较普遍地竞相以硕士、博士为选官条件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因此，科学的“知识化”具有转化为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内涵，是蕴含“学历有效期”和“知识折旧率”内涵要求的继续教育、不断学习的“知识化”。
建设党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快车道”的机制，离不开民主、公开、竞争法治化的基本内涵。如果说，以往干部队伍“四化”走的是“盯人思路”， 所要求的是个人“包装”条件，那么，市场经济发展及其民主化和法治化追求，作为建设方针的“四化”要求的是制度机制带来的“局面”景观。从作为个人“包装”条件有无的“四化”选人尺度，到营造贯彻其内在精神的环境机制的建设方针，积极促进和完成这一转变，既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内容,也是社会政治发展的时代呼唤。 （作者单位：内蒙古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