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刘东生

“科学和登山运动一样，为你所看不见的观众而劳动。因而需要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我们感觉到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去工作才是最大的幸福。”

在他的眼里，黄土是博大、神秘而美丽的。

刘东生从事地学研究近60年，对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黄土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跻于世界前列，被誉为中国的“黄土之父”。

情系黄土

自然界把环境变化写入了三本大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沉积，另一本就是中国的黄土沉积物。刘东生在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和他的同事们一起解读着这三本天书中的一本——黄土高原。

1942年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刘东生师承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科学家杨钟健进行鱼化石方面的研究，在研究中，他对黄土产生了兴趣。

从1950年代起，刘东生就选定了黄土高原作为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窗口，他相信，黄土高原在搬运过程中，环境信息己经被埋在黄土深处，他要依靠科学，把这些信息从地下“挖”出来。

黄土高原是怎么形成的？科学界历来有“风成”与“水成”两种说法，“风成”说相信，黄土是由沙漠搬来的。而“水成”说却认为，黄土是由洪水搬运而来。刘东生经过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分布图、中国黄土分布图和3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把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层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并把过去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到物源一一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这一完整过程。刘东生也因此被认为是有关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之父。“黄土地是我们祖辈世代休养生息的地方，它是一个巨大的地质文献库，隐含着地球环境变化的各种信息；它像一把钥匙，能够解开无数的谜。”刘东生精神矍铄地谈起自己对黄土地的感情。

刘东生回忆道：“当时的野外考察条件十分艰苦，全都是步行，吃住都在野外，走到哪儿就睡在哪儿，而且经常要爬到位于悬崖峭壁的原始黄土层进行采样，掉下来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在他眼里，这样的艰险并不是最大障碍。他说：“当工作中没有新的发现时最为苦恼。”

严谨学风

刘东生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凡是他主持的研究项目，总是亲自带队到野外工作，在实验室也多亲自动手。凡是证据不足的，他从不急于作结论。作为国内外知名科学家，第四纪研究中发生不同观点的争论时，双方都希望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如果他未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可是他对学术上的争论，总是积极地给予支持。凡是他署名的文章，都是亲自参加了工作，而且对文字反复修改润色后才同意发表。

在半个世纪读解黄土的历程中，刘东生留下了近200本工作笔记。在第一本笔记的扉页上，他用英语写道：当你到一个地方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能够搜集的信息和资料全部找到，不要留下遗憾！至今，他还教育学生：“一个地质学家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想到，以后的人再也找不到比你更为详尽的资料了。”

刘东生的好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院教授汪品先前不久向笔者谈起20年前的一件小事：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大学曾经牵头举办了两届由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地质学术研讨会。当时年近古稀的刘东生不但认真听取每一场报告，而且还参加了会后的野外考察。“其他与会者似乎都把这视为一次轻松的远足，惟独刘东生一个人一边看一边记笔记，”汪品先至今记忆犹新：“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远远不及的。”

“刘东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汪品先娓娓道来，他不仅自己的研究成果丰硕，更重要的是他带头建立起了世界级的黄士研究队伍。他没有门户之见，从不打中科院或者地质所的小算盘，一向将中国第四纪科学看成一个整体，全力推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研究。汪品先由衷地感叹到：“没有他当年开创的这条科研道路，就无法设想中国黄土研究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

“超级老头”

在学生们眼里，刘东生是一个可能一百年才出一个的“超级老头”。耄耋之年，他依然心系祖国的地球科学事业。他75岁登南极，80多岁上南沙，早已在中国地质界传为佳话。长期的野外工作和宽以待人的胸襟成就了老人健康的体魄，他至今仍是一贴枕头就能入睡。

从1960年代起，刘东生把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视野，从黄土高原拓展到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

说到青藏高原科考，刘东生言谈中明显地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我们中不少人从青年到壮年一直到老年，为青藏高原奋斗了差不多50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都说高海拔的青藏高原让人难以适应，刘东生却淡淡地说，其实也并非那么可怕，付出的艰辛与获得的幸福往往是成正比的。他的体会是，若真的置身于青藏高原的秘境之中，看咆哮的雅鲁藏布江奔向印度洋，艳丽的杜鹃花竞放于喜马拉雅南坡；冰塔林玲珑剔透，白云缭绕于巍巍珠峰；还有冰封雪覆的连绵群山，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烁着银光。这壮丽而又奇伟的景观，会让人忘却疲劳与艰险。

刘东生既是一个地质勘探队员，又是一个老科考队员，在外人看来，这些工作十分辛苦，但他却乐在其中，认为“最有意思”。他说，搞科学研究，实则如同一个音乐家面对7个音符。音乐家即可以把简单的音符谱成雄壮的交响乐，也可以把它谱成优美的小夜曲，科学家也是一样。他说自己从事黄土研究这50年。对于黄土来说，实际上是比较平淡的一个时段，但对于他来说，则始终充满了新的发现，新的需解决的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很有意思，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一种追求。

大师风范

2002年，刘东生因对中国黄土沉积的杰出研究成就而获得了国际环境最高科学成就奖——泰勒奖。刘东生是第一位获该奖的中国科学家，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科学家获得的世界最高级自然科学奖。“泰勒奖”在介绍刘东生时有这样一段评价：“他不仅在诸多基础科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在激励和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科学家方面做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贡献。”50多年来，刘东生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研究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和第四纪地质与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

刘东生所在的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现任所长丁仲礼研究员向笔者讲述了他所熟悉的刘东生，他说：这个老头非常认真、勤奋，这点给他的印象最深。譬如地质考察要经常跑野外，而野外记录记得最清楚、野外地质图画得最漂亮的当属刘东生。再比如他现在仍经常给研究生上课，站在那儿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外单位请他作学术报告，尽管报告内容他早已是烂熟于胸，完全可以随口讲，但他还是要写成文字，仔细推敲，只要时间允许，他还要试讲。由此可见刘东生对待工作从不马虎应付，而是力求完美，这也是他成功的缘由之一。

刘东生很喜欢运动，他曾是天津南开中学排球队主力队员与游泳健将。“年纪大了，原来的那些爱好不能再坚持或发展了，只是摄影这项老爱好没丢弃。拍摄尽管不是专业水平，但我们经常在野外工作，拍摄是一种工作需要。”

刘东生的老伴胡长康195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新生代哺乳动物的研究工作，曾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55年二人结为伉俪。“她小我11岁，退休后主要是在家里辅导孙辈，我的一些事她也了解，我的一些书籍或资料，干什么用的她都清楚；有时我想不起来了便去问她，她充当着‘家庭秘书’的角色。”从刘老的介绍中，我了解到，他们是1954年在三门峡进行的一次第四纪综合考察中结识的，于是后来二人便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记得有句歌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其实科学工作者也要“永远年轻”。有人问刘东生：您扎根黄土60年，就一点都不感到枯燥吗？”“其中的乐趣难以形容。如果没有兴趣就不做了。”“上世纪50年代初，周总理提出要重视环境问题，我就与黄土结下不解之缘。”刘东生非常坦率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