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曾经连任人民军队的三任总司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5年9月实行军衔制度时，朱德名列“十大元帅”之首。他还在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在建国以后先后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务。1976年7月 6日朱德因病逝世以后，外国政要和国际友人称誉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中国红军之父”，“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无私地忠于职守的典范”。
朱德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的士兵。他一生功勋卓著，身名显赫，同时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就有口皆碑。当时，随着红军队伍扩大，加上敌人围攻封锁，造成部队给养严重短缺。入冬以后，战士们仍穿的是单衣，吃的是南瓜和野菜。为了解决井冈山上急需的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动了下山挑粮运动，即到当地的粮食集散地宁冈县大陇挑粮上山，往返一次约50公里。朱德经常带头穿双草鞋，戴个斗笠，与战士们一样，挑着两箩共100多斤粮食翻山越岭。指战员们不忍心40多岁的军长与年轻人一样受累，都劝他不要挑粮了；劝说无效，又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以为军长就可以“罢挑”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朱德自己动手用毛竹做成了一根新扁担，并在上面刻了“朱德记”三个字，就又与战士们一起挑粮了。军长与士兵休戚与共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老百姓。大家乐观地唱起了山歌：“朱德桃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在红四军一次突围战斗中，朱德被冲散以后与一群国民党军队相遇。敌兵看他芒鞋草履、衣衫破旧的样子像一个伙夫，就喝问“你知道朱德在哪里？”朱德用手向别处一指，敌军便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共产党一个军长的装束竟然朴素得与伙夫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工农红军从1934年10月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被外国作家和记者称作“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20世纪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是锻造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熔炉”，“成了惊天动地的功勋”。在长征途中，朱德总司令与广大指战员一道，“以不可思议的英勇精神进行战斗”；不仅要与人斗，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要与天斗，与地斗，战胜天险、雄关、雪山、草地和饥寒交迫。“总司令挖野菜”就是一例：红军过草地时，起初每天两餐，每餐每人只有二两炒面；后来干粮没有了，只能吃野菜和牛皮带充饥。可是，不少同志吃了野菜以后，出现头昏脑胀、上吐下泻甚至危及生命的中毒症状。朱德闻讯后，立即带领十多名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回到驻地后又请医生化验。接着，部队还举办了 “野菜展览会”，朱德亲自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说：“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度过难关，走出草地！”部队在四川省炉霍地区休整时，朱德与军部党校的学员一样，吃青棵面做成的糌粑馍。有一天，炊事班拿来了50多包大米，准备给首长和学员们改善伙食。朱德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目前，党和红军都面临困难。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伤病员，把这些大米都送给他们吧！伤病员比我们更需要改善生活。”学员们顿时明白了，总司令心里考虑的根本不是自己，即使有了物质条件也总是首先想到别人的困难和需要，用言传身教为大家增强党性上了实实在在的一课。
抗日战争时期“总司令借钱” 的事情，不似佳话，胜似佳话。那是1937年11月，朱德的一个外甥从四川老家随抗日部队来到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告诉他，家里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株连和迫害，家境非常困难。朱德虽身为八路军总司令，却身无分文，便于11月29日给他在四川的好友戴与龄写了一封信：“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朱德二哥之子）收。此款我也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朱德这封不足300字的信，既有报国之志，又有孝母之情，更有勤廉之德；200元难倒了总司令，大孝为国是此心！
建国以后，朱德一如既往地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理想不变，信念不变，精神不变，作风不变。
对于国防建设，朱德在1950年就向中央提出，我们除整顿陆军外，应抓紧建设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铁道兵等新式兵种，使人民解放军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就大体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并于1956年8月提出了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的重要观点。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朱德于1963年3月在陕西省视察时就提出，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12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并赋诗“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远是真言。”
对于党的建设，建国初期曾经兼任中央纪委书记的朱德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革命经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谆谆告诫大家：“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 ‘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朱德始终艰苦朴素，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摆谱比阔气。他吃的几乎天天都是每顿一碗米饭加三菜一汤；穿的经常是多年的布衣服，床上的被褥都用过20多年；房子住了20多年也不让管理部门装修。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养成俭朴的习惯，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水平之上。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能节约一点是一点。现在。过上好日子，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苦日子，不能贪功居功、贪图享乐。”
对于儿女和孙辈，朱德更是经常教育他们：“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的时代。”“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你们决不可以因为有我的关系而有任何特殊。”直到1976年6月，他还对亲属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并于6月21日抱病会见了外宾，5天后就不得不住院了。
对于金钱，朱德从没拿过元帅军衔的较高工资，只拿行政级别工资；平时节衣缩食，从工资中积攒了两万多元存款。他在去世前嘱咐亲属：“我死后，把它交给组织，作我的党费。” 197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收到了以“朱德同志”名义交来的20306.16元，成为朱德的最后一次党费。这张收据，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里的朱德同志纪念室，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珍贵教材。
老一辈革命家爱国为民、克己奉公的崇高风范，几十年来长驻民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仍然是全党不可忘却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