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中，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个“代表”，如何在大众传媒的工作中得到体现，是一个现实的研究话题。传媒是一种社会行业，不是党政机关，如何认识传媒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本文对此做一些探讨。

大众传媒与文化的天然联系

现在新闻学界公认的关于大众传媒四大职能（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无一不以其表征时代精神作为前提。其中传媒“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这个职能，往往被当事的传媒和受众忽略，但是它们实实在在、每日每时在有意无意中传承着文化，影响社会的力度日复一日地累增。本民族的文化，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新成果、新形态，通过传媒不间断地出版和播出，不间断地被继承、扬弃、融合下来。而且，与其他渠道的教育功能相比，报纸、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中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具有更强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人们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前，以及学校教育结束之后，通过这种方式融入更大的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文化的接受者。因为传媒是文化的变动着、延续着的载体，一定意义上，传媒就是活动着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媒天然地与文化的传承、批评、扩散和整合有密切关系。

二战以后的世界，尽管局部冲突不断，但世界整体上处于和平时期，在观察社会变动的同时，人们需要精神的放松和享受。战后的传媒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社会需求，提供了更多的文化类、消闲类的产品，于是传媒逐渐成为人们精神娱乐的一个重要领域，提供娱乐越来越成为一种传媒的独立职能。特别在电视成为第一传媒的时代，传媒娱乐成为一种巨大的产业。 既然大众传媒与文化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我国的传媒除了担负一般传媒的职能外，还是党的方针政策、观点主张的宣传者，应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传媒提供的娱乐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是电视剧。娱乐当然要轻松，我们不能回到“文革”大批判的年代，推行“惟我独革”的标准，搞得全国人同唱一首歌，同看八台戏，其他一切都是“封资修”；但是若完全以商业利益作为一切文化创作、播出、销售的依据（所谓“赚钱才是硬道理”），以无形的方式（马克思曾用“黄金锁链”比喻这种情形）压制不同意见，造成另一种一面倒、一哄而起，同样是一种商业在文化发展方面的霸权。传媒要呈现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多种舆论的格局，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底线要求。进一步讲，我们的传媒是党领导的，有责任，也有义务批评落后文化，弘扬先进文化，贯彻“三个代表”的精神。

厘清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

什么是落后文化，什么是先进文化？虽然这个问题带有较多的主观性，但是一些基本的原则还是能够把握的。皇权至上、奴才主义、权谋文化、用王法替代民主法治，鼓励人们期待明君、清官，而不是期待现代民主制度等等的观念或内容，理所当然的是落后文化。而政治文明、民主与科学、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依法治国、现代公民意识、法治和人权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等，应该是先进文化所体现的观念和内涵。

我们的传媒在弘扬先进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一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通过传媒而成为社会的楷模；社会法治意识深入人心，也与传媒日复一日的报道各种类型的法治案例、组织法律专家讨论问题直接相关；环境保护观念的普及，显然与传媒多年来持续报道世界和我国的环保问题、组织环保与人类生存的讨论有关。

但是，我国的传媒在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传播中，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谈不上代表先进文化，而且相当程度上成为落后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吹捧者。传媒所具有的强大而无形的传承文化的作用，使得这类传播内容迅速扩散，在观念上严重妨碍了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因而长远的危害性不可忽视。

先是图书界《厚黑学》、《中华权谋》、《权谋大全》、《历史上智谋》等等一版再版，大谈中国古代帝王统治权术；接着便是各种以清宫戏为主的权谋电视剧，宣扬帝王的“清明”、“德政”（实际上是人治）。《康熙王朝》的主题歌词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企望皇帝万寿无疆；《雍正王朝》剧的主旋律是“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将一个历史上最为残暴、专制的皇帝写成社会的大救星。所谓康雍乾“盛世”的年代，只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的回光返照。正当欧洲的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时候，中国却处在历史上思想最为禁锢的时代，100多次文字狱持续了近百年，中华帝国的衰落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电影《英雄》告诉观众：反抗秦始皇的人们不识天下大局，都算不得英雄。那里讲的“天下”，并非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而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这样的“天下”与现代公民意识大相径庭，而历来的统治者无不打着“天下”的招牌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

在这些影视剧中还有一种更为令人担忧的情结，即对“权谋”的礼赞。它们相当多地渲染权力场中的尔虞我诈，从欺骗、出卖，到弑父、杀兄、屠臣，这些东西抑制着民族的理性精神、诚信观念、科学态度和法治意识，助长着不择手段的流氓意识与厚黑主义，对国民心理及人格塑造，负面的影响深刻而深远。

与渲染皇帝英明伟大相对应，臣民、奴才意识得到强化，满台辫子飞舞，马蹄袖甩个没完，“皇上圣明”、“奴才该死”不绝于耳。我国本来就缺少国民或公民意识，却一直存在强烈的臣民、子民心态。当把光环投给皇帝的时候，同时也就宣扬了一种奴才意识，皇权崇拜与奴才意识是互为依存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制度，就是把所有的人变成皇帝一个人的奴才。

无形中，我们的现代影视剧也受到古装戏的影响，相当多的“反腐戏”中，“为政在人”的非法治意识随处可见。这与太多的好皇帝、清官戏的影响是对应的。人们心里潜在的那种说加封谁就加封谁、说罢免谁就罢免谁、说推出午门斩首就斩首的“皇权欲念”被点燃了。它的对立面，即程序性的法治观念、制度化的民主被一再淡化。

以上谈到的种种落后文化的表现，大多是通过传媒传播出去的，传媒作为载体的责任无法推卸。鉴于传媒对社会累增的影响力，保持对传媒正常的批评应成为常态。传媒具有监测社会的职能，但传媒自身也必须受到社会的监督。大众传媒不可能天然地代表先进文化，因为陈旧观念、落后文化的历史积淀远比进步观念、先进文化要厚重得多。现在首先需要分清什么是落后文化，什么是先进文化。当我们津津乐道地大力宣扬某些皇权、权谋影视剧时，恐怕我们的是非观念已经被趋利目的湮没了。对落后文化的麻木，甚至礼赞，反映了创作者、播出者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淡漠。

造就传媒批评的新传统

文化娱乐属于精神领域，在法治社会，文艺创作应当是自由的，大众传媒也拥有法律保障的出版自由权利，除非涉及违法情节，否则随意取缔某部影视剧是非法的。另外，我们也再不能像“文革”那样用所谓“革命大批判”、上纲上线的方式解决我们看不顺眼的事物。正常的传媒批评应当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合法手段，毛泽东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满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蠧’，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 经常的批评就如每天洗脸那样，可以清洁我们的肌肤。

然而，我们现在的传媒批评很不正常。一部电视剧或电影出来，各种传媒均是铺天盖地集中宣传，满纸或满屏幕地吹捧。批评意见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经常处于陪衬的弱势地位。对某部影视剧不可能只有一种意见，舆论的常态就是不同意见同时自由、和谐地存在。如果传媒在一个时期内只以一种基调报道或评论，就破坏了舆论的生态，有可能造成落后观念或内容的强化。这里有认识问题，但更多的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因为传媒得考虑发行量和收视率，也许还得到了影视剧方面的广告费或赞助。如果传播者懂得一点新闻传播的道理，就应该明白，有分歧、有冲突、有争论，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能够引起注目的打破平静之水的涟漪，这正是事实的新闻价值所在。集中火力的大轰大嗡不是最好的宣传方式。 一旦形成正常的传媒批评新传统，任何新出现的影视剧或其他文化节目都会面临舆论的评价，舆论不可能一律。即使文化节目中存在落后的东西，因为有其他的意见存在，意见制衡条件下的某种具体观念的传播（这个节目本身的接收程度由于存在争议，可能反而会增大），其效果通常会相互抵消。落后的东西可能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公开的批评意见会引发人们思考，奠定了克服落后观念的基础。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有个“佳片有约”节目，那是专门为优秀的电影说好话的，但是由于出自专家之口，给人以一定的启示，很好看。如果我们能够为正在播出的每个影视剧都配上评价性的小栏目，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发言人有一定身份，意见可以不同，不追求舆论一律，那么一种新的传媒批评的传统就会逐渐形成。所谓先进文化不是自封的，需要在这样一种自由讨论的氛围中逐渐成长。

2003年《深圳特区报》编辑部组织全国的文化名家参与“历史影视剧应该树立怎样的文化价值观”的讨论，从6月持续到12月。虽然主题是批评，但是各种意见都给予发表，真正形成一种平等、自由的氛围。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以及“反腐”现代剧中诸多的皇权至上、臣民意识、权谋文化、非法治的期待清官的意识等等，得到了清理。而创作者、传播者为什么会渲染这些陈旧的观念，也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得到了相当多的环境条件、受众条件、现实映照条件、历史条件方面的解释。甚至有的文章从后现代语境的分析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出现如此众多的皇帝戏、权谋戏，以及历史“翻案”戏。

这里需要强调，所谓“传媒批评”，其“批评”的内涵完全不是“文革”意义的“大批判”，而是多元化的评论。一位作者就此写道：“文艺作品不管正面的价值还是负面的价值，都应通过受众的审美接受，特别是批评家的批评来去弊兴利，激浊扬清。应确立文艺建设中的批评之维，像重视创作那样重视批评。应建立起组织化、制度化的批评机制，或专门依托于传媒。这样，我们的文艺，我们的影视剧，才会既自由又有规范的健康发展，广大受众也才会享受到既丰富又优秀健康的精神食粮。”

引导文化娱乐的创作方向或角度

传媒对于文化娱乐的创作方向或创作角度，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与其等着各种节目制作出来后进行批评，不如主动出击，对创作者施加正面的影响。关于帝王戏，莎士比亚就写过多部，他是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写的。中国五四时期也创作许多中国古代戏剧，具有相当的启蒙精神，并非帝王戏、权谋戏不能写，而是以何种指导思想来写。现在的传媒文化节目带有很强的娱乐性质，要求剧情具有较多的、集中的矛盾冲突，于是相当多的历史题材戏中编造成分太多太滥，格调也很低下。如果作为载体的一方多出些好主意，是可以找到较好的适宜写作的历史题材的。例如，清王朝制造了那么多文字狱，其中相当多的案例具有惨烈的矛盾冲突，但是不见人来写，这类戏对于揭露和认识中国古代王朝的专制特征，无疑是有意义的。

这里强调的是传媒对创作者的影响，我不主张以行政力量来组织“先进文化”的创作。许多经验已经证明，由行政当局出资和出面组织，至少在经营方面是失败的，在传播效果方面也建树不多。文化是软性的，以为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强力推行某种文化、某种观念，即使这种文化观念是先进的，效果却通常不佳。因为文化艺术是一种专业，必须在尊重其运作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引导，才可能取得成效。文化艺术也是一种产业，需专门的经营人员。生硬的行政领导或单纯出资，不能解决软性的观念问题和科学的经营问题。采用同样软性的方式来引导，以渐进的方式浸润，是先进文化逐渐取代落后文化的途径。

还有一个环境条件问题。如果我们社会中权力高于法律、人治当道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使宣扬了法治观念，也难以在社会生根。先进文化必须有社会的现实基础来支撑。因此，传媒要发挥自身监测社会、协调社会关系的职能，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是间接在作为先进文化奠定现实基础的工作。

传媒与先进文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我们的传媒从职能上看，有责任代表先进文化。2，我们的传媒为传播先进文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同时也宣扬了不少落后的文化观念，在历史体裁的影视剧方面，尤其突出。3，因此，厘清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落后文化，是传媒在认识上的当务之急。4，解决传媒宣扬落后文化的问题，不能重复过去“大批判”的方法，要形成正常的传媒批评的新传统，制衡舆论。5，传媒宜充分发挥影响创作者的能量，在创作指导思想上、题材选择上以先进文化作为标尺。6，不宜用行政力量推行 “先进文化”，需要的是尊重创作规律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