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及其《君主论》

1469年马基雅维里出生在佛罗伦萨，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拉丁文，青年时期就熟习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和历史典籍，其中古罗马政体以及西塞罗等人的论辩和社会哲学，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基雅维里的时代，意大利还没有实现民族统一，国内封建领主各据一方连年征战。马基雅维里自青年时代就步入政坛，其间进行过军事改革，也从事过大量的外交活动。实现意大利的国家统一以及民族的自由与独立，是马基雅维里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1512年，曾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的梅狄奇家族卷土重来，马基雅维里被迫退出政坛，从此潜心于政治理论的著述，建构了宏大的政治思想体系，完成了一系列名垂青史的作品，如《君主论》、《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战争的艺术》以及喜剧《曼陀罗花》等等。

《君主论》是其中最薄的一本小册子，也最享有盛名。尽管它反映的并非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全部，但是在全世界的宗教、政治、思想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人们用“马基雅维里”来指称一种专门的政治理论，而“马基雅维里主义”则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马基雅维里创作《君主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借此与新当权者握手言欢，重返政坛,并在成书之后辗转将其进献给了梅狄奇家族的小洛伦佐。因此《君主论》讨论的主题便是君主制，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这是医治意大利内忧外患和混乱不堪状态的一剂良药，他在书中为君主出谋划策，传授如何获得权力以及获得权力之后又该如何巩固并将其扩大的玄机。

我们中国人在阅读《君主论》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倾向和立论根基与先秦的法家政治思想家韩非如出一辙。韩非曾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证明人性的邪恶。他说，父母生了儿子，便举家欢庆；生了女儿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之溺死在水桶中。因为养儿可以防老，生女儿则不过是赔本的买卖。因此，他说父母之于子女，应该算是至亲至爱了，“尤以计算之心相待”，与他人之间又当如何算计，自然不堪设想。与韩非一样，马基雅维里对于人性的估计同样是极为悲观和低调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君主论》中冰冷的语言而有所体会。他说，就一般的人们来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他们是伪装者、冒牌货；他们逃避危难、追逐利益；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属于你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甚至是自己的子女，可是当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弃你而去。他还告诫君主说，对于一个人，你可以杀了他的父亲，但是千万不要动他的财产，因为，杀父之仇他很快就会忘之脑后，而因被剥夺遗产而生的仇恨，他则一定铭记在心，伺机报复。

既然人性是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政治统治的要点就是如何通过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操纵人们的行为。于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就如同《韩非子》一样，充满了对君主所应运用的权术的描述和分析。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君主论》就是以其宣扬一套统治术（Statecraft）而为人所知的。马基雅维里认为，既然对人性的现实已经有了清醒的判断，那么，以利益来诱导人们做出符合统治者所期望的行为，而以各种现实的或可以预期到的惩罚来防止臣民的不端行为，就是当然的选择了。和韩非子一样，马基雅维里的权术说穿了不过就是威逼利诱。只不过，要真正做到这点，需要统治者具有一系列特殊的品格：例如目标明确、行动果敢、坚韧冷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等。

马基雅维里告诫当权者，既然除了残忍别无选择，他们就应当迅速果断、毫不怜悯地去实施。他告诫君主必须善于运用野兽的方式，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狮子勇武却不够狡猾，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狡猾却不能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既是一只狐狸又是一头雄狮。曾经有一本描述二战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传记，名字就叫做《狮子与狐狸》，显然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基雅维里，而且在作者看来罗斯福就是这么一个完美政治家的典型人物。

马基雅维里还主张，德行并不必然导致幸福，导致幸福的是根据具体情形对于德行和恶行做出审慎的选择，身为君主可以无所顾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邪恶的手段。

马基雅维里在书中公然为统治者推荐各种“背信弃义、凶残暴烈而又狡猾多端的权术”，一方面，使得马基雅维里一度被认为是“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中弃义背理、不择手段的经典化身”。另一方面，也导致很多现代大政治家因此而对这本书偏爱有加，并或明或暗地对书中所推荐的权术加以仿效。拿破仑€凡冒途蜕坡砘盼锸俏ㄒ恢档迷亩恋恼嗡枷爰摇６角跋Γㄎ魉构乙獯罄≈刂赜毒髀邸罚赘秸糇邮帜骼锬帷?

自《君主论》传世已近五百年了，学界对于它的评说一直以来莫衷一是。有人认为马基雅维里完全把道德驱逐出了政治生活以外，因此马基雅维里本身也是不道德的。但是通过阅读我们会发现，马基雅维里对道德善恶显然是有所褒贬的，只不过他把他所推行的君主制视为一种最高的德行。在这里，我们可以接受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的看法，即，马基雅维里不是反道德的，也不是非道德的，而是在两种道德之间选择了其中一种。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的论述是严谨的，其逻辑无懈可击。卡西尔因此而说过“如果我们接受了他的前提，就不得不接受他的结论。”但不得不说，正是他的理论前提，即对于人性过于悲观和偏激的假设，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巨大缺陷。帕斯卡在其《思想录》中谈到“人既非天使也非禽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人既是天使也是禽兽。在人的身上既可以表现为高贵，也可以表现为卑下。如果我们只看到人类社会的某一个侧面，并以之作为对人类社会进行考察的基点的话，我们的考察就注定会沦于片面。当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强调君主不应该由于道德上的顾虑而放弃对伟大事业的追求，乃是源于他心中的另外一个假定：君主本身的利益与国家整体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这个假定固然也是其思想上的一个缺陷，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世人对于马基雅维里的评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他因《李维史论》而被很多人认为是共和制的热忱支持者。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基雅维里首次把严谨的科学精神带入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在遥远的十六世纪之初他就挣脱了神学的束缚，开创了从世俗的角度探讨政治问题的先河。自马基雅维里开始，以后的政治思想家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言“有了马基雅维里，我们才站到了现代世界的门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