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对政治的影响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双方都会要求己方军民理解、支持己方奉行的政治。一旦军民怀疑甚至反对己方的“政治”，这一方无疑面临一场灾难。历史表明，一个集团在战争中的瓦解无非两个条件：一是军事上失败，二是政治信念破灭。一个在军事上失败但仍有坚强政治信念的集团极可能重新恢复战斗力，而政治信念破灭则是致命的。

因此，从政治上、从思想观念的深处瓦解敌人是最高层次的瓦解。

舆论能决定性地左右公众对社会信息的接受、判断、推理，“最高层次的瓦解”与舆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舆论战通过舆论信息的有意识的传播，在敌方民众中产生否定性的情感与评价，使其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到我所希望的一定方向和目标上去。一战末期，英国舆论称：因战争贫困的德国竟然把人的尸体拿来榨油，用人油制造肥皂。骇人听闻的消息让德国人每当用肥皂洗手时就感到恶心，加剧了他们对统治集团和战争的怨恨。显然，这条消息对德国人的政治影响，要比好几条德国又打败战的报道更为强烈。

舆论影响人们政治选择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影响政治共识

社会统治集团为维护自身正常的秩序、局面，务必要求社会成员与己保持政治认同。舆论战就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负面舆论信息传播，促使人们改变既往政治认识、政治态度。美国1950年代中期卷入越南事务时，美公众受两次参加世界大战赢得利益的影响，政治上并无异议。后来随着战争规模扩大，伤亡增多，美军轰炸民用目标等负面消息在媒体中的不断披露，美公众逐渐抛弃了与政府原有的政治共识，反战运动逐渐发展。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美莱村无故枪杀567名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暴行被舆论曝光，强烈震撼了美公众，反战运动更加高涨，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撤出越南!这与政府的政治目标截然相反，最终迫使政府不得不从越南撤军。

（二）影响政治关系

当负面舆论信息的传播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时，往往首先造成个体对统治集团产生不同的看法。个体与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协调、不融洽，必然引起矛盾与冲突。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美国舆论近来对伊战的反思。主流媒体开始抨击或质疑新保守派全球战略和政策。书店大量出现《美国力量的衰落》、《美国时代的终结》、《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和共和制的终结》、《美国至高无上霸权的泡沫》、《选择：全球主宰还是全球领导》、《帝国的狂妄：为什么西方将输掉反恐战争》等畅销书。美联社也报道，美20岁左右一代年轻人，从电视上看到美军虐囚，“记下了自己如何悲伤、羞耻和失望。”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美公众与布什政府的对立。2004年1—2月期《大西洋月刊》说：美国人愤怒的“尖锐目标包括五角大楼，共和党，布什，跨国公司”。美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比尔·施奈德说：“自从二战以来美国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分裂”。

负面舆论信息的传播还对个体与个体关系产生影响。以色列舆论在报道以当局定点清除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成员时，有意渲染说这是巴内奸告密的结果（本来这应该是保密的）。其目的就是要在巴社会造成人人自危，没有相互关心、协作、支持，只有相互怀疑和敌视的局面。事实正是这样，巴相继出现“哥哥处决弟弟，父亲打死儿子”的“义举”，这虽然消除了一些内奸，但造成了民族内部人际关系的极度紧张，反而不利于斗争的发展。

（三）影响政治局面

没有舆论传播的涉足，对立思潮可能只限于某一地域或阶层，而很快会被其它因素压制甚至扼杀。一旦舆论传播积极参与，对立思潮便会即刻蔓延，当对立思潮发展到与现实社会秩序不可调和的地步时，政治剧烈变动就不可避免。苏东剧变等都证明了这点。

由此可得出舆论战的定义：

舆论战就是利用舆论及其传媒，以己方所信奉的政治正确理念，以有选择和可控的社会信息作用于敌方公众的认知领域，夺取舆论优势，影响敌方民意归属和公众政治选择，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敌方，增强己方军事打击效能的一种作战样式。

注重从政治上瓦解敌人

舆论战除有自己独特的对抗内容、手段和途径外，也承载着为心理战和法律战提供作战平台、信息资源，放大、增强心理战和法律战效果的职责，但它们毕竟有区别。

从作战目的上看，舆论战是从政治上瓦解敌人；心理战是从心理上削弱瘫痪敌人，从谋略上误导敌人。正如2004年6月6日香港《亚洲周刊》的概括：“未来战场，通过舆论战，可以营造出对方不合法的氛围；通过心理战，可以直接打击对方士气。”

舆论战要达到从政治上瓦解敌人的目的。主要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表达“师出有名”的正当性

美国为能师出有名，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在伊拉克战争前就开展了对萨达姆及其政权的大规模“声讨”。那天天见诸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的“倒萨”宣传，使人们觉得萨达姆真是该“打”，只不过在“由谁去打”的问题上有些分歧而已。

（二）表达必胜的决心

战争是力量和意志的舞台。从政治和道义上争取对方民众，还必须辅之以力量和决心的显示，否则，对方民众已被“争取”的政治意识将因当局的左右而产生逆转。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告诫美国：如果美国想打一万年，中国人民就奉陪一万年，直到美国认输为止。这种大无畏的气魄表达了我坚定的决心，加剧了美民众对朝战的厌恶。科索沃战争结束后，英国首相新闻秘书阿拉斯代尔·坎贝尔说：“当然，战争是靠军事力量、外交上的不屈不挠和技巧打赢的，但媒体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因为它在使军队顺利完成任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要通过文章和图像，而不仅仅是飞机和炸弹来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三）争取其他国家和组织同情、支持或保持中立

远交近伐，合纵联横，建立同盟，这历来是战争指导的重要原则。实现这一原则，舆论的作用尤为重要。现代民主社会，公众民意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政府决策，因此战争各方都必须充分应用舆论手段，竭力美化自己、丑化对方，以影响、主导世界民意，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理解。如美国对南联盟领导人进行了喋喋不休的“妖魔化”攻击，通过伪造、杜撰南政府推行大塞尔维亚政策，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的“血腥”事实，宣称自己“为国际正义而战”。阿拉斯代尔·坎贝尔在他的《“联盟力量”行动：北约在宣传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书中指出：“北约各国公众舆论共同一致，而并非像米氏所期望的那样离心离德，却无疑是促使他停止抵抗的众多原因之一”。

（四）贬损对方的形象

民众的支持，是进行战争的巨大力量。因此，敌对双方都企图削弱或消除对方的这种力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促使敌方民众产生对其政府、领导人、军队以及所奉行政治的憎恨和厌恶。最便捷的途径就是通过舆论传播贬损敌人形象的“负面信息”。

在伊战中，美国舆论把萨达姆及其两个儿子描绘成掠夺伊财富的“窃贼”、屠杀伊人民的“郐子手”、生活糜烂的“色情狂”。最成功的“贬损”当属美舆论对萨达姆被捕的报道。美军特意播放了萨达姆外表邋遢，顺从地接受医生检查他的头发里是否有虱子，并透露他在藏身之处暴露时曾主动举起双手投降。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表示，他希望抵抗者在看到萨被捕时的狼狈样后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实际上“站错了队伍”。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公关联络部主任加里·撒切尔说，“我们不想展示萨达姆的英雄形象。”。

萨达姆的图像瞬间就传谝了全世界。梵蒂冈要员指责美国将萨达姆“像牲口样看待”，“看到美军把萨达姆当做一头牛那样查看牙齿，我感到可怜并同情。”萨达姆曾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巴格达雄狮”，而美舆论却把他丑化得如此落魄，憔悴不堪，其结果正如伊临管会成员鲁巴伊所说：“他的神秘光环不见了。”

（五）防止不利于己方的舆论传播

舆论战要增强预见性，密切关注敌方的舆论动向，主动、展开舆论攻势，抑制敌方的舆论传播，消除其影响。

（六）树立己方正义形象

美国传媒在伊战中为树立美军正面形象不遗余力。例如，美军进攻乌姆盖斯尔受阻后，有关电视台安排了一次长达4小时的现场直播，告知世人，战争进程缓慢，主要是由于美军担心伤及平民；美士兵给伊儿童发放糖果和动用武装直升机救助受伤平民之类的画面更被反复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