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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车改革背后的困局 邓聿文  
 

近段时间来,有关贫困地区领导和干部超标购车的新闻很多,比如,某县财政累积负债高达7亿元,但去年却花费500万为“公车消费”埋单。与此同时,据报道,中央将在各地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出台改革指导意见,但总体上会尊重地方的实际情况,不会搞“一刀切”。

干部的“公车消费”愈来愈引起群众的不满。从近几年各地实行的车改来看,虽然形式多样,但归类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取消公务用车,发放交通费用补贴,也就是俗称的“货币化”;二是取消各部门公务用车,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公务人员按职务、级别和工作需要发放公车券;三是保留各单位现有公务车,但车辆报废后不再换购新车,逐步取消公务用车。

上述车改尽管在某些方面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提高了公车的使用效率,使财政紧张状况得到一定缓解,但同时也滋生出了更多新的问题,比如,车改后的工作效率问题,拿政府车贴、坐企业车辆问题,特别是国有公车资产低价流入领导者的情况已经在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中出现。所以,总的来说,各地车改的成效不是很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公车消费来看,它是一种职务消费。职务消费在本质上是家庭财政。既然是“家庭财政”,作为一家之长的领导实际上也就可以像使用 “私产”一样,来任意支配和使用公车了。这就是为什么公车私用现象越来越严重,使用效率越来越低下,以及车越坐越豪华的原因所在。

所以,要建立公车改革的长效机制,就必须把“家庭财政”变成“公共财政”,也就是说,把公车消费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这样,以往不为纳税人能够直接监督的公车消费活动,才可以逐渐走到“阳光下”。为此,就需要从预算开始,细化预算,把车辆费等各种职务消费列为预算,使之处在人大的直接监督下。现在财政部门每年向人大提供的预算数字,在涉及职务消费这块,很多都是粗线条的,人们根本不清楚哪些资金是用在哪种职务消费上,从而也就给领导留下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每年年初,所有花费财政资金的政府部门,都向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提出预算申请,经该部门汇总后,上报给行政首脑,最后再递交给立法部门批准。财政预算得到立法部门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违反预算,就是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公车消费在内的职务过度消费问题。

当然,要完全遏止住“公车消费热”,还需解决政府权力过大问题。因为,如果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处置权力过大,即使能够在预算内卡住官员之手,他也可以把手伸向社会和企业。像上述某县,一些部门“自筹”买车,说穿了,就是那些“执纪执法”、“执收执罚”的权力部门,向基层和企业硬性摊派用于购置公务车的款项。

这样来看,车改就不简单是一个货币化问题,而是与政府改革相联系。应该从预算体制和政府职能上,对包括公车在内的职务消费,进行彻底的改革。否则,仅仅为车改而车改,没有多大意义,也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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