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源配置上，核心是要解决两大问题：“适度发展”和“有效发展”。
●建立“兼容式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军民兼容度，建立军民结合型的国防经济基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我们党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与准确把握，是新世纪新阶段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一、“协调发展”表现在战略目标上，是国防建设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
在战略目标的认识上，最重要的是树立大国防的观念。所谓大国防观，就是从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高度、从巩固和壮大国防建设基础的高度看待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是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层次上认识国防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21世纪上半期正是打造我国国防建设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关键时期，其中打好三个基础尤为重要。
一是总量基础。充分的经济发展是未来打赢高技术战争的基本前提。由于我们现在国民经济盘子还比较小，经济对战争的支撑力度也相对较小。未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资源供给并非“局部”，它需要极为雄厚的国民经济基础。这就需要发展。而我国现在正处在大发展的机遇期。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了1000美元这个世界公认的经济起飞点。从人均1000美元到4000美元，美国花了整整100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用了25年。根据我们的规划，我国将用比韩国更短的时间去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因此发展对增强我国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意义重大。
二是技术基础。美国很多研究机构都认为，目前中国缺乏信息化战争所必备的空中预警系统、C⁴ISR系统、精确制导武器等有效手段。军事手段的落后反映着国民经济技术基础的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现实。总体来看，我国的国民经济技术基础不能满足现代高技术战争对资源的需求，必须对国防经济技术基础实行战略性改造，调整结构，提高质量，使它具有产出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能力。所以我们党提出在实现工业化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是体制基础。现代国防资源分配本质上是以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在这方面，我们差距很大。根据2003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正式发布的“2003—200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台湾地区的“成长竞争力”指数与排名已连续两年位居为世界第3，仅次于美国和芬兰；而中国大陆去年的排名仅为第44名。“成长竞争力”是个关键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未来一个时期，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的关键时期，对现代国防资源配置体制的最终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特别警惕不要掉进西方国家设置的军备竞赛的陷阱。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要经历少则三四十年，多则五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按照正常发展，整个21世纪的上半叶都将是中国崛起的过程。我们应当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致力于国家经济和国防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决不能一时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因小失大。如果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受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的破坏和阻断，那么，这种损失将是历史性的。
二、“协调发展”表现在资源配置上，是国防建设根据国家供给能力和安全需求、依托现代国防预算制度而进行的“适度和有效发展”
在资源配置上，核心是要解决两大问题：“适度发展”和“有效发展”。
所谓“适度发展”，是国防投入的确定，既应考虑社会经济的承受力，又要根据国家安全需求。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在国家财力增加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使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达到确保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要求。为此，现阶段确定我国的国防投入占GDP的比重，应当根据这样几个因素：首先，应以世界国防费的平均水平和多数国家的投入水平确定投入基准；其次，应以大国开支水平对基准投入水平进行适度矫正；最后，再以我国特殊安全需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非依附型国家或非军事联盟国家的防务追加投入需求，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投入需求等）进行微调。这样确定的国防开支水平，既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又可为加速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
所谓“有效发展”，最重要的是指现有经费能够产出最具有战斗力的结构效益。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军费再增加也不可能达到美国那样的规模，应该集中发展能够产生战略性影响的作战力量。在新军事变革条件下，提高国防建设投入效益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最需要、最关键、最迫切的重点建设方向上去。因此，必须按照实现我军机械化信息化双重建设任务的内在要求有效配置资源。
实现“适度发展”和“有效发展”关键靠现代国防预算制度，这是解决制约军费效益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举措。国防预算制度是国家在资源配置及其管理上实现其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本手段。我国国防预算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军情，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以法制建设为基础，以需求牵引、程序决策、体系统一、规范运作、管理严格为基本特征的规划—计划—预算制度。
三、“协调发展”表现在运行机制上，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的“兼容发展”
建立“兼容式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军民兼容度，建立军民结合型的国防经济基础。这个机制形成的标志是国防领域中民用经济效应的最大化和经济领域中国防经济效应的最大化。
第一，在国家建设中更加充分地发挥军队的积极作用。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军队应当在大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加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
第二，在国家基本建设中充分体现国防建设的要求。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充分考虑战时需要，寓“战场”于“建设”之中，实现“深度军备”。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既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也是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场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及地方在进行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考虑到军事需求，做到一笔投资能获平时、战时两种效益。
第三，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重视军地之间的人才兼容，充分利用国民教育系统培养军事人才，做到“寓才于民”。逐步取消军费办社会的负担，逐步建立军队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体系、物资储备体系、干部住房医疗保障体系、家属就业保障体系和子女教育保障体系，凡是能够通过社会化进行保障的项目就一定要利用好国民经济的能力，实行寓军于民，由社会来办。
第四，在技术上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发展两用技术是建立寓军于民的国防经济体制的技术基础。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今后我们要大发展，就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对发展两用技术作出全面、长远的规划，真正做到寓“国防科技实力”于“国防科技潜力”之中。
第五，在国防工业结构上形成哑铃型体系。在当今时代，独立、封闭的国防经济体系正在为寓军于民和高度开放的体系所取代。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也应从“橄榄型”结构向“哑铃型”结构转变，形成一种“小核心、大协作”的结构，使国防经济体系变得更加富有弹性。
第六，在布局上兼顾国防原则和经济原则。在信息化战争的条件下，依然存在着国防经济布局问题。而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在经济布局过程中特别需要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结合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应当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负责，在充分考虑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战略后方基地建设这篇大文章。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应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布局进行适度调整。我国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国家的生产力与科技力，国家的财富与资源，过于集中于沿海一线、沿边一线、沿江一线，这种“新三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安全隐患。必须把经济建设的“棋局”和未来军事斗争的“战局”统筹考虑。国家的经济布局要考虑四个结合：东部与西部结合，集中与分散结合，安全与效益结合，专业化与多样化结合。
第七，在体制上建立高效的平战转换系统。战时能不能把国防经济潜力转化为国防经济实力，以及战后能不能把社会的主要资源迅速返还于国民经济母体，关键看有没有一个高效、平滑的平战转换机制。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建立起张弛有度、富有弹性的国防经济体制；在发生战争时，就不能把国防经济潜力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国防经济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