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的故事：

公元1771年，从中国迁往伏尔加河下游、生活了近140多年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族，不堪忍受沙俄王朝的压迫，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武装起义，重返祖国。从1771年1月5日开始，土尔扈特人在沙俄军队前堵后追的情形下，经过多次激烈战斗，忍受了饥饿疾病的折磨，历时半年有余，终于回归中国。3万多户17万余人，有一半人死于归途中的战斗以及饥饿和疾病。

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人的前锋，选中的安居地是水草丰美的额济纳绿洲。

如今生活在额济纳旗的道拉玛，就是一个地道的土尔扈特人后裔，53岁的她从出生起就没有离开过额济纳。这些年来，她和逐水草而居的人们一起，亲身经历着水退人进的过程。从原来的高坝到现在的湖底，现在靠着一眼深达百米的水井过活。她含着眼泪说：不知道如果水井干了还能搬到哪里去！

她的命运的背景是：近年来，额济纳先后有12处湖泊、16处泉水、4个沼泽地干涸，部分牧民因此而被迫沦为“生态难民”，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可爱家园，过起了四处迁徙的流浪生活。

浩瀚的水域总是孕育着发达的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就分别发源于黄河、恒河、尼罗河和两河流域。

几千万前，当我们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择河、湖而居，傍水生活。中华民族靠着水的滋养而生生不息，世代相传。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质上就是大河文化，流淌在大地上的千万条河流，就像人的血液，时刻给万物输送营养，滋养着中华民族，因此我们称她们为母亲河。

然而，沧海桑田，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却变成了这般模样：黄河断流、洪水、沙尘暴……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就此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于希贤。

于希贤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各有各的特点，黄河地区有黄河文化，长江地区有长江文化，辽河地区有辽河文化，珠江地区有珠江文化。而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母亲河就是黄河，黄河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根源、思想根源都来源于黄河。

他说，黄河曾是中国古代水网河运的中心和主干道。前人每以《尚书·禹贡》时代作为黄河航运的开始。《禹贡》这本中国最早的地理书，把黄河称为母亲河。考古学家们通过在三门峡河心的鬼门岛上发现的仰韶、龙山时期的陶片和石斧，“说明那些时候曾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现在，这两个石岛都在黄河激流之中，只有在枯水的时期，才能通过干涸的河床，走上河岸；而且面积很小。”（俞伟超等：《三门峡漕运遗迹》）据此，小岛上的遗物完全可以作为当时黄河已通船、筏的佐证。而从殷墟发掘出来与黄河及其支流洹水航运通舟的甲骨文，都生动而丰富地反映了黄河及其支流洹水之上是通航的。甲骨文的内容如：“御归舟”，“御，迎也”，意为：迎接归来的舟船；再如“毕得舟”和“毕不其来舟”；“毕不其来舟”，意思是卜问是否用舟船运贡品来？另《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观兵于孟津黄河会盟诸侯时，师尚父命令说：“总尔庶众，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这“孟津”当为今孟县西南野水渡。又过两年，周文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于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可见，那时黄河的航渡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诗经》也记录说：“谁谓河广，一苇航之”。可见西周黄河渡口，用船来摆渡。《禹贡》记载当时九州的贡赋，就是以黄河为中心运往冀州，其所记的全国运输系统，黄河是通舟楫的河运网中心，全国许多河流，如洛、漯、泗、汶、菏、江、汉、沔、渭都是其支线。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黄河在全国内河航运及交通事业上的重要地位。

另外，中国最早的古都大都建在黄河的支流上，如夏朝的国都有的建在二级或三级甚至四级支流上，依靠黄河一是为灌溉，二是为运输。约公元前1378年，商王盘庚十四年，把国都自山东的“奄”（今山东曲阜）迁回到安阳小屯（殷墟），这更是商代后一代阶段稳定的大发展时期，之后237年，“更不徙都”。坐落在洹水南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有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之一。《史记·项羽本纪》载：“洹水南殷墟上”。安阳市档案局认为：“地理上若无洹河，历史上便不会有安阳。”这概括了城址选择与航运之间的依存关系。再如，秦建都咸阳，此城南临渭河，咸阳通过黄渭内河运输网络，便捷地联系全国。《史记·匈奴传》载：“秦灭六国，而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44县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西周时期，中华文化中的典章制度、道德文化、礼仪制度、思想观念已经奠基了。当时实行的是东西两京制度，西京是丰、镐二京。而沣水是渭河的支流，通过沣水可以航运到达渭水，而渭水又是黄河的支流，因此，西京与黄河是有联系的。过了三门峡就到了洛水（洛河），也就是东京，就是洛邑（今天的洛阳）。可见，不管是航运还是都城，都是围绕黄河而行、而建。所以，黄河不愧是哺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于希贤教授多次到过黄河，他说，最近一二十年，黄河变化很大。一是黄河断流。近年来，随着流域经济的发展，水资源需求不断增大，导致黄河水资源紧缺问题更加突出，干、支流断流现象频繁发生。20世纪90年代末，黄河已无可争议地被地理学家界定为季节河。有关专家还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在不远的将来，黄河可能成为内陆河。

二是黄河资源被不合理利用，地质植被遭到破坏，森林资源被滥砍滥伐。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维持其稳定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在陆地上以森林贮存太阳能的效率最高，此外，在净化环境，改良气候，改良土质，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动物资源等方面，森林都有极重要的作用。森林是天然的大水库，植物、根、叶、土壤吸收雨水，干旱时被吸收的水就如涓涓细流，通过潜水补给大江大河，调节江河容量。而森林一旦被破坏，大雨夹着泥沙，冲刷到河里，造成河道淤泥，堵塞，影响航运，如三门峡在唐代以后就不能航运了。

三是水土资源保护不利，上游地区不适当的截流，使水资源严重流失。对于黄河下游地区来说，黄河水是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紧缺。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黄河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四是黄河流域水资源污染严重。日趋严重的黄河水污染，严重破坏了黄河生态系统，导致河道中的水生物濒临灭绝。污染加重的黄河，不仅影响了沿河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更为严峻的是直接危及了生态环境和沿岸百姓的饮水安全。

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于教授认为，一是从客观上来讲，大自然本身就是有生命的活体，本身也会发生灾变、生物瘟疫、气候变迁等。二是人为因素，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三是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土地使用化肥氮氨，虽然产量增加了，但是却对水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四是工厂排污，近年来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乡镇工业和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废污水和污染物排放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另外，黄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黄河干流及其沿岸地区，是全国能源重化工及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因此，黄河流域的废污水及污染物排放量仍将进一步加大。然而较小的污水处理和收集能力远不足以处理日益增加的城市污水排放量，致使黄河沿岸排污管、排污沟密布，大量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黄河。现在国家控制成本高的中小企业，发展集约化的大企业是十分正确的。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而儒家文化又来源于黄河文化。老子的《道德经》也完整地建立了一套治人事天的学说。老子的这一系列的入世之道，就是从大自然中来，而治人事天的道德取向，是根源于大自然之道。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人的天性来自于自然，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性。

于希贤教授认为，自然环境的破坏，不仅对个人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对社会稳定也产生不良的影响。饮用清洁的水不仅可以使身体健康长寿，人的心灵也会得到净化。如果我们每天面对的是漫天的沙尘暴，灰暗的天空，恶臭的河水，我们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呢？大自然的和谐和平衡一旦被打破，我们的生活也就被打乱了，社会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秩序。有资料显示，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社会的犯罪率与人们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另据有关资料，目前世界约有20多亿人口面临淡水资源不足，3亿人生活在缺水状态；由于饮用水被污染，10亿人受到疾病传染、蔓延的威胁；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世界1/3人口所在的沿海地区受到被淹没的威胁，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就在其中。

于教授认为，保护母亲河，很重要的一点是采取文化生态措施，就是治理人的心灵。在一些宗教寺庙旁边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写标语写诗来呼吁保卫河流。有的大老板周末到臭水沟里收拾垃圾，他们觉得不保护环境是有悖良心的。人们对环境的爱护一旦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境界，环境就一定能治理好。对大自然多些敬重，对万物生灵多些爱护，人与自然才能达到和谐。

于教授还谈了当前关于环境科学的研究现状，他认为，现在环境科学研究呈现两种局面，一种是以环保的名义来大搞社会活动，但缺少文化支撑；另外一种是技术、学术层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与实践相脱离。而文化生态措施能把学术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方面需要学者专家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

同时，于教授认为，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不能只看经济指标，看GDP的增长，还要看我们为了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在发展工业过程中要减低原材料消费，降低污染，改善环境，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这才是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