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阐述自己的历史观时说：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所谓历史观即对历史的观察方法，也就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这段话反映了马克思与黑格尔本质不同的哲学观念，也是他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实践方法的总结。马克思运用的这种方法是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是唯物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但是后来的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恩格斯于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一封信中，针对当时对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

“……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观点。……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既对年轻人提出了批评同时也寄以极大的期望，并表示马克思不能同意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因为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将马克思的结论当作黑格尔的学说一样，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结论变成先验的概念体系，取代对社会实际历史的认识，脱离对不断发展的、不同的社会具体实践的考察，用历史的“一般”逻辑代替各种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再具有在社会研究中实践的意义，而只剩下了概念的外壳。这样，马克思的学说只能停留在马克思自己所研究的具体社会形成的概念上，逐渐走向僵死。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的唯物主义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唯物主义”，实际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体现的唯物主义的具体意义在于：

1、它表明所有研究结论都应来源于对社会实践的考察；

2、所有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实践发展水平和时、空以及研究者的水平和能力的限制；

3、所有已有的研究结果必须不断接受不断发展中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充实、修正，否则就会成为僵死、无实际意义的概念。

而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同样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研究的结果。在马、恩生活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同时他们也毫不留情地对一切他们认为错误的观念进行批判。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才会有严谨、深刻的社会科学产生和发展。所以马、恩并不赞赏把马、恩研究的结论当圣经一样地供奉起来，也不会同意用对马、恩的结果的赞同与否来区分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词典中没有修正主义的词汇。因为，在他们的眼里，科学的发展就是随着人类的实践对已有的一切概念的不断更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社会科学家。

但是历史对马克思、恩格斯开了一个大玩笑。

以民主作风著称的列宁在领导完成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后不幸早逝，代之以专断的斯大林。苏联在完成巩固与发展新生政权的残酷斗争过程中，也扼杀了不成熟的苏维埃的民主，而且逐渐抛弃了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斯大林利用政治的手段垄断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语解释权，完成了马列主义的神学化，将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观念的辩论变成政治路线斗争，使苏联的社会科学不是面向社会实践，而逐渐僵化，以至于当西方社会出现社会控制论时，完全采取敌对和排斥的态度。尽管如此，苏联的成长与发展是历史不可磨灭的历史事件。苏联曾经在物质方面辉煌过。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由一个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独立完成了工业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并进而在二战后成为与美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但是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苏联的高度集中计划、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与之相应的高度贫乏的社会科学所内含的问题全部暴露出来。在与美国的竞争中，难以支撑的国防，社会生活产品的单调，社会思想文化生活的贫乏，随着世界范围的社会信息的交流的加强，苏联人的自信心发生了彻底的动摇，一个由信仰支撑的帝国一夜崩塌。苏联所建立的生产方式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种方式可以容纳的极致，同时缺陷也充分暴露。苏联的社会发展是被自己建立的生产方式含有的固疾所羁绊。这难道是马克思的失败吗？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解剖自己创立的生产方式，发现其中的问题；也没有继续研究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苏联的社会科学已经不再正视自己的现实，也不再正视发展变化的资本主义现实。在现实面前，苏联的马列主义者的思想只有陈旧、僵死的概念，而对于需要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仍然沿着早已铺就的老路一刻未停地前进，在产生马克思、恩格斯的肥沃土壤中继续成长，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苏联与西方的最大差距正是思想的差距，是社会科学的差距。苏联的失败是权力对科学蔑视的结果，是以马克思的名义背离马克思所造成的失败。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最大悲剧是他们的崇拜者没有学会如何研究社会科学，没有真正认识社会科学发展所必要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