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王永志

2004年2月20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王永志，荣获了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面对祖国和人民给予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年过七旬、操着浓重东北口音的王永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是全体航天人的荣誉，我是代表他们来领这个奖的。”

转折

“我的家在农村，当时家里很穷，学校离家有8里路，赶上下雨时，我的老师刘汉甲先生就让我住在他家。后来八路军在昌图县创办了昌北中学，免费招收家境贫寒的子弟入学。刘老师赶快通知我，我才上了中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初中3年，王永志只让家里每天为他准备一把高粱米当午饭，其他什么都不要。谁能料到，就是这一把不起眼的高粱米饭，竟为中国航天界养育了一位赫赫功臣。

1952年填报高考志愿时，深知“得意弟子”心思的班主任钱永耀毅然鼓励王永志报考了清华大学航空飞机设计专业。这是影响王永志一生的重大抉择。

“正是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这一次转折，我才从一个孤苦无助的农村孩子，逐步成长起来”王永志说。

3年后，王永志又被国家保送到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深造。

到了1957年，王永志又面临了一次新的选择。党中央决定开展“两弹”的研制，于是从飞机设计专业的留苏学生中挑选了一些人改学火箭导弹设计。王永志被选中了，他又投入到了新专业的学习之中。

一晃42年过去了，王永志在自己的人生事业上弹奏出了与祖国命运同频共振的三部曲——用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各种火箭把导弹送到需要去的地方；把各种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把中国人送上浩瀚的太空。为此，他先后参与主持了6种新型火箭的首次发射，均取得首次发射无一次失败的骄人战绩，在航天界素有“常胜将军”之美誉。

跨越

“我们搞火箭的，最后一定要把人送上天。”这个梦想一直萦绕在王永志心头。

有人在回忆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过程时曾说，正是因为中国有了捆绑式火箭，才促使我们下决心搞载人航天。

1992年，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有了圆飞天梦的广阔舞台。然而这又谈何容易；1992年论证时，预计要经过 10年左右，到2002年我国的飞船可以上天，到那时，前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上天已41年了。

“如何面对这40多年的差距？如果我们 再去搞一艘与别人40多年前同样水平的飞船，那它能极大的增强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吗？我们还能有激情吗？因此，我们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誓言；跨越！”谈到跨越式发展的大思路，王永志满怀雄心。

当然，王永志也深知：跨越并非易事。

“前苏联和美国在研制载人飞船时都经历了体积由小到大，乘员从单人到多人，结构由单舱到多舱的发展历程。我们的飞船一起步就提出要搞三舱方案，刚开始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曾觉得三舱不如两舱简单、保险，如果加上第三舱就复杂多了。当时要大家统一思想的确挺难。”王永志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一开始就瞄准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载人飞船。

国外曾有人说我国飞船是照搬了他们的东西。而当王永志在莫斯科介绍完中国载人航天的特色和技术特点后，“联盟”号飞船总设计师米申院士情不自禁地大声感慨道：“中国飞船不是‘联盟’号，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

“中国的飞船就是中国的飞船，根本没有什么仿造抄袭之嫌。这是国际航天界权威的一致评价。”王永志自豪地说。

2003年10月16日，“航天英雄”杨利伟返回祖国大地，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看着杨利伟自主的从返回舱里走出来，我有说不出的激动，当时我流泪了。我这一生因为激动而流泪的次数不多，像这样控制不住地流泪，更是极少有的。因为国外的航天员大都是搀扶着走出来的，而我们的飞船显然对航天员的身体保护得非常好。其实我们第一次载人，最怕的就是航天员受伤，因此载人飞船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保证安全，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使命，这次我们不辱使命，取得了成功。”王永志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

恩师

从电视上目睹了“神舟”五号升空时的壮丽画面后，王永志当年的老师，92 岁的刘汉甲和81岁的钱永耀老人都兴冲冲地抓起电话……那是何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啊。两位白发老人在不同的城市里手握着电话，作老师的为学生取得的辉煌成就道贺，做学生的泪眼潸然，感念着恩师的谆谆教导。

千年飞天梦想，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说起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王永志更不会忘记自己事业上的恩师——我国航天科技老前辈钱学森。当“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后，王永志立即打电话向钱学森汇报：“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的确，“神舟”发射成功，就连大科学家钱学森也感到自豪——“王永志是我推荐的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年轻时他就崭露头角，他大胆地进行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1964年 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我国首枚中近程导弹的任务。试验发射时，火箭射程不够，失败了。这时大家考虑是不是再多加一点推进剂。但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加不进去了。正当人们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这位年轻人身上。在场的专家们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甚至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能量就不够，你还要往外卸？”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这个年轻人就是王永志。

王永志并不就此甘心，他找到了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钱学森。钱学森听完这个“小字辈”的意见，眼睛顿时一亮，高兴地说：“就按他的办。”果然火箭泄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都命中了目标。王永志没想到这位令他崇拜的科学大师竟能支持自己的主张，非常激动，也很受鼓舞。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提及此事，王永志眼中总是噙满了泪水。

亲情

王永志因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杰出贡献而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其中也有他爱人王丹阳的功劳。

1952年王永志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不久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预备班学习时，他结识了同班同学，上海姑娘王丹阳。王丹阳看上去虽然很瘦，但眼神中藏着上海女性的机灵与细腻。

1955年，王永志被选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专业。到莫斯科后，王永志和王丹阳一个在航空学院，一个在石油地质学院，最终同学情变成为夫妻情。1961 年，在王永志准备回国之际，莫斯科航空学院副院长克里莫夫亲自劝他留下来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这是该校破例让第一位保密专业外籍学生留校。但王永志义无反顾地要求回祖国，其原因不仅仅是克里莫夫先生所说的，“想念年轻漂亮的妻子”，更是因为此时的王永志迫不及待地想回去报效祖国，一展身手。

王丹阳1960年回国后，一直在外地工作，夫妻两地分居12年。为了支持丈夫，王丹阳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和两个女儿的抚养；调回北京后，她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在运载火箭研究院改行搞科技信息情报的研究。她硬是凭着一股钻劲，掌握了俄、英、法、日等国语言，成为我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第一批研究员。有人问她，一个留学生为什么轻易就改行了呢？她说：他比我行，为了他，我甘心牺牲自己。然而，王永志也总是谦虚地说：“她比我当研究员时间早。别人说我科技前沿信息知道得多，其实全得益于身边有这位‘情报员’。”几十年来，王丹阳总是随着王永志的工作转，真可谓是夫唱妇随了。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后，经常有人问王永志“如果有机会再让你做一次选择，你还会选择航天吗？”

面对提问，王永志的回答颇能体现出航天人的风格：“再选择一次人生，当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如果我还能为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多做一些事情，多工作几年、十几年，那是我最大的愿望。”载人航天对民族精神的巨大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最关心的是与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关系。王永志坦言：“当年卫星上天时，曾有人怀疑，研制这个在天上唱歌的东西有实际意义吗？但3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谁能说他不需要卫星……探索宇宙、开发宇宙无期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再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争取使我国的航天事业走在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