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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视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程晓农在2004年第7期《书屋》撰文说,历经二十五年的持续增长,现在回过头来观察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却会发现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现象,那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未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步。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的变化趋势。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国,工业化程度不能单纯看原材料工业是否发达,而主要应该看制造业是否发达。

笔者发现,外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当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显然,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批破产、近年来乡镇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对正规制造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文章说,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出现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明显不同。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这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态势,这对一个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

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而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

文章指出,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大部分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

其次,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分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

再次,当工业增长的很大部分来源于这种简单型工业生产活动时,对熟练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很小的。

最后,大批涌进服务业的劳动力只能挤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低工资行业。人均收入水平趋于下降,而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行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

由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对应,所以中国城市里出现了持续性失业高峰。在失业高峰状态下,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即已有的就业岗位中低工资职位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对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工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相对萎缩,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的中国,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状况。由于工业化的相对停滞,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将不会是暂时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前年就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

文章说,在中国,尽管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阶层开始享受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但工业化徘徊不前同时伴随着“弱质化”,再加上农业的微弱增长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坚守”7——8%这条“底线”,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呈下降态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孙立平所说的经济增长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脱节现象的经济原因。

在工业化进程停滞并呈现“弱质化”特征的状态下,少数都市中出现的现代化生活也缺乏稳固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今后向上流动的需要,精英圈将越来越封闭和排他。如此格局或许可以支撑现存的精英阶层的富裕生活,但却难以提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因此难以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如何突破经济增长的这个“瓶颈”,是上个世纪中国改革未能解决的难题。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在制度层面上找到突破这个“瓶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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