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屡建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建国以前，他在革命遇到挫折乃至失败时从不灰心，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从不屈服。建国以后，他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从不退缩，面对自然灾害或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困难从不泄气。在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中，他面对党内错误倾向和邪恶势力的干扰破坏从不动摇，面对个人的名利地位和荣辱得失从不计较。他的精神为世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永垂史册的佳话。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等职，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人民武装革命战争从此开始。1928年7月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以后的两年内，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1931年底他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由朱德同志担任主席）等职。1934年10月，在“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再度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同志自觉坚持以大局为重，毫不计较个人的名位高低，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积极支持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积极支持会议将毛泽东同志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于1935年3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历史性转折。毛泽东后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建国以后，周恩来同志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既是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工作组织者和管理者，更是忠诚的勤政廉政的实践者和“总服务员”。他处处严以律己，事事为人师表，带头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周恩来对邓颖超“限职、压薪”的史实，就是这对人生知己、革命伴侣留给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一面明镜。
邓颖超于1925年入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机要局长等重要职务，论资历和德才都堪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初期组建政务委员会时，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推荐她任职；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全国妇联恢复之际，很多人又推荐她担任主席，周恩来还是不同意。1955年评定工资级别时，她本来定为五级，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把她下划定为六级。1959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名单里，本来有邓颖超的名字，周恩来看到后又划掉了。1974年12月筹备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时，毛泽东主席把组阁的人事大权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安排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批准。周恩来压下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又一次限制邓颖超“升官”。直到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邓颖超才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2年4月邓颖超曾经深情地对侄辈们说：“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如果你们的伯伯在世，他是一定不会让我担任的。”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在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种极其罕见的特殊斗争中，周恩来同志赤胆忠心，忍辱负重，在风口浪尖的第一线力挽狂澜，苦撑危局，为党和人民充分发挥了独特的非同寻常的中流砥柱作用，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粉碎“四人帮” 以后，陈云同志曾经深有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本来，周总理在1972年5月18日就确诊患了癌症。然而，他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殚精竭虑地用病危之躯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化解党和人民的危机。有时候连续几天，每天工作2 4个小时。直到1974年 6月1日才住院。在后来的 19个月里，他一边治疗（包括输血89次，做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一边工作（包括出席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见外宾58次），有时躺在病床上输着液工作，甚至在输液过程中拔掉针头去工作。
有一次，周总理刚做过大手术，身体状况是不能会见外宾的，接待单位也再三向来访的一位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作了解释，但他们恳切要求会见周恩来总理，说即使当面表示问候一下也好。周总理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国家的外交大计，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外宾进入病房，看到周恩来总理十分虚弱地躺在床上不能起来，手术后的一些医疗器械还留在身上，顿时惊惶不已，又非常感动，事后一再表示歉意和敬佩之情。
在弥留之际，周总理仍强忍着癌症的折磨，挣扎着对身边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伟大和高尚，把自己死亡的权利和时间都交给了党和人民。这确实是只有至纯至真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啊！
1976年1月 8日上午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不幸与世长辞。举国悲泣，全球同哀！北京市十里长街送英灵、百万民众哭总理的情景，成为中华民族空前的哀悼！而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又成了一次罕见的“世界纪录”。
当时，设在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只升了一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也只升了一半，其他各会员国的国旗都没有升。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因为自从1945年联合国创建以后，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在以前并没有为谁降过半旗。于是，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聚集到联合国大厦的大门前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国家元首以前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最多算第二元首，为什么要为他的去世下半旗呢？”联合国的有关官员立即把这个情况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作了报告。
瓦尔德海姆先生闻听报告以后，很从容地来到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向聚集在那里的外交官发表了一次极为简短却又非常精彩的一分钟演讲。他说：“为了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逝世，联合国下半旗致哀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根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却在银行里没有一分钱私人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整个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够做到其中任何一条，那么在他的逝世之日，联合国将照样为他降半旗！”瓦尔德海姆先生讲完以后，转身就走。随着秘书长离去的身影，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瓦尔德海姆先生机敏而锋利的演讲，不仅充分表现了他的无比机智和外交才能，同时也集中反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有着举世无双的高尚品德和伟大人格。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奉献一生的坚强党性和高风亮节，与日月同辉，与神州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