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依笔者之见，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处理好这一重大问题，前提条件是认真研究科学发展观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战略目标的协调，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能够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国家安全与发展之间轻重缓急的关系；二是资源配置的协调，能够在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两大部门之间形成合理的资源分配比例；三是运行机制的协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支撑作用，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建设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达到了这种状态，就可以实现二者的整体性、协同性和长远性发展。

在实现国家总体战略方面，应确保战略机遇期的国家安全

总体来看，世界仍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国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但从国防安全的角度看，中国也恰恰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关键时期。

其一，来自祖国完全统一方面的国防安全问题。台湾问题是少数西方大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兰德公司在为美国决策部门所作的《美军的台海战略》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如果与中国开启战端，则一定要摧毁中国的战争潜力与工业建设，使中国必须花费50年或更多的时间进行恢复。中国在遭受全面打击后仅其外债将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而无法还债、失去商业信用后使其贷款和复兴能力更加吃力。中国将经历漫长的恢复期。”为此，新近出炉的美国国防部《2004年中国军事力量评估报告》甚至将打击目标瞄准了我国的三峡大坝。当然，使中国经济倒退50年的评估可能言过其实，但深入一步看，摧毁对方的战争经济支撑力、破坏对方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已经成为现代“非接触”、“非对称”、“非线性”战争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的50％以上的经济潜力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100％的炼油厂、40％的储油罐、70％的机械厂、80％的桥梁以及70％的公路和铁路。而南联盟军队只损失500人，装备只损失1％。对此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其二，来自我国周边环境方面的国防安全问题。从地缘军事和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周边环境不确定性最多的国家之一。一般认为，目前全世界军事力量较为强大的国家有25个，其中7个分布于我国周边。加上其他种种复杂因素，使得我国周边地区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

其三，来自世界军事变革中各国军事力量的剧烈变动带来的动态压力。当今世界的新军事变革事实上是以两种方式出现的：一是作战方式、军队编成和军事理念方面的变革，西方国家称之为“军事革命I”；另一场则是军事资源配置和保障方式的深刻变革，西方国家称之为“军事革命II”。其中，军事革命II是军事革命I的基础。在目前世界上进行军事变革的4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把目标定在2015年前实现军队信息化建设。为实现这个目标，各国都加大了国防投入。美国的国防预算在连续多年增长的基础上，2004财年已突破4000亿美元，计划到2007年提高到4510亿美元。英国刚刚公布的2004~2005财年国防预算比上一财年猛增了18%。俄罗斯近几年也一直在增加军费，2005年度军费预算比上年度增加了20%。印度的国防开支近5年增长幅度高达70%。韩国2004年国防费预算一年就增长了28%。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各个开展军事变革的国家在国防投入上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竞争异常激烈。当然，我国的国防性质决定了不应参加军备竞赛。但是，处在这种剧烈的变革时期，国防建设不进则退。事实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非拉国家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

其四，国家经济发展对国防安全提出了新要求。现阶段最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供给要素的安全保障问题。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依赖度高达35%，到2010年时进口比重将达到41%，到2020年将上升为58%。目前，约有70%的进口石油要经过海上运输，其中有8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已经成为中国能源生命线的咽喉要道。而在这条能源生命线上，西方国家已有布兵。

为此，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首先需要根据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防安全形势，准确地把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权重关系，使国防成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捍卫者，能够粉碎任何可能打断本国发展进程的威胁力量。

在资源配置方面，应在确保国家安全前提下使国防投入对经济建设的消极影响最小化

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家要实行五个统筹，资源供给条件更加趋紧。这对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提出了资源配置要求：更加注重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建设占用资源的数量；更加注重国防投入的效益，使它在既定投入的前提下能够获得最大的国防产出。

当然，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国防投入的基本经济性质。除了提供安全保障以外，国防投入对社会经济确实有很多积极作用。但从基本性质上看，国防费一旦形成而进入军事消费领域，从总体上就不再进入社会再生产过程，不再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价值增值过程。因而国防费从总体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资源消耗。可以说，除了像美国这种具有很高军工技术水平、可以向全世界销售其军火的国家之外，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国防投入总体上属于非生产性的资源消耗，机会成本很高。

事实上，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国防费投入客观上都存在着一个合理的数量区间。由此，国防投入在资源占有上通常会发生三种情况：一是国防投入处在合理区间内，国防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证，国防投入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小；如能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各方面的积极作用，还会形成国防投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局面。二是国防投入低于该区间下限，国防建设会因投入的减少而受到负面影响；如果国防投入量远低于该区间下限，就会严重危及国防安全甚至导致国破家亡。三是国防投入突破该区间的上限，超出了国防建设实际需要，其资源占有量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国防投入远超出该上限，进而超出社会经济承受的极限，国民经济就会陷于崩溃。因此，新时期国防建设投入应当遵循“够用”原则，其最佳规模是在确保国防安全前提下的投入最小化。

在运行机制方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应当相互兼容

当今世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方式，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传统的“板块”模式，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大体系相对封闭、互不相通；二是现代的“兼容”模式，国防领域与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商品、信息等资源要素，呈现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显然，后者能够更好地节省资源、形成国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改变我国传统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统筹方式。

这就要求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体制、结构、布局、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打破军民分割、自我封闭的传统界限，实行全方位的融合，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两大经济体系资源整合的优势，将国防建设真正置根于国民经济母体之中，实现“寓军于民”，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经济的强大支撑力；同时，充分发挥国防经济对国民经济促进作用，形成国防经济对国民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强大牵引力。

以上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新的发展观和新的发展阶段对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提出的要求，而统筹二者关系最本质的要求，是把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国防建设的战略机遇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促进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实现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在新的形势下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