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事业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活动，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然而在历史上，科学与政治、军事、伦理交织在一起，发生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海森伯就是一位被推到这种关系的浪尖上而备受争议的人物。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海森伯，阐述了著名的不确定原理，即亚原子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问题，对量子力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于193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身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海森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为人和政治表现却如他的“测不准原理”一样也有不确定性，是一个功过难评的人。

海森伯对科学同仁的态度是不确定的。1933年1月，海森伯获任莱希比大学理论物理学的全职教授。同年春天，德国纳粹主义势力开始对“非雅利安人”开展大规模的肃清运动。在运动期间，海森伯一方面承认非雅利安人对发现相对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尽量与斯塔克等鼓吹“德意志物理学派”的纳粹主义者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默默接受这种血统规则：只有雅利安人才能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海森伯尽力帮助外国的同行，却又总是基于对德国的优越感而疏远他帮助的那些人。

海森伯和纳粹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纳粹对待海森伯先是攻击其为“白色犹太人”、“爱因斯坦精神的德国代言人”，后在意识到现代物理会对德国工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海森伯又是物理学界至关重要的人物时，转而利用、保护海森伯。而海森伯不支持希特勒，不是纳粹成员，却对纳粹国家的前途抱有幻想，妥协甚至求助于纳粹独裁者，接受纳粹政权的各种任命和荣誉；他不希望战争，却有着强烈的德国国家主义信念，希望德军获得胜利，国家强大。

海森伯对待核武器的态度具有不确定性。二战期间，德国成立了铀计划研究机构，该机构目的之一是原子弹研究，为希特勒的战争服务，海森伯担任该机构科学负责人。1939年末和1940年初，他发现了235铀可以制造原子弹，而且可以由反应堆控制，1940 年海森伯基本上就计算出235铀发生裂变时临界质量的正确数据，1941年8月他领导的莱比锡研究小组也已获得中子增殖的证明，同年9月，海森伯已确信原子弹能够制造出来。然而海森伯似乎并不赞成希特勒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甚至有意隐瞒他们的研究进展，直到1942年，当纳粹官员问可否造出原子弹时，海森伯的答复是不能。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使原子弹问题常常折磨着海森伯，让他十分痛苦。海森伯曾写道：“人类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已拥有足以摧毁整个地球的能力，因此我们很可能把自己带到世界末日。”

矛盾着的海森伯还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哥本哈根之谜”。1941年9月，海森伯到哥本哈根密访老师玻尔，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成员及师生关系，他与玻尔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在1941年的那次谈话后两人陡然断交了。给人们留下的疑问是：海森伯为什么要去哥本哈根？他的真实目的何在？二人之间谈论了什么问题？现在这个谜的谜底还是不确定的：有人认为海森伯是对玻尔传递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的信息，并希望玻尔影响同盟国的科学家也别制造原子弹。有人认为海森伯想从玻尔处打探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还有人认为海森伯要玻尔相信德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同盟国的原子弹研究已远远落后于德国，希望玻尔能阻止他们继续这方面的工作。究竟如何需要等到2012 年，在玻尔去世50周年时玻尔家族将公开有关资料，届时“哥本哈根之谜”将可能大白于天下。

海森伯的“不确定性”问题反映出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错综复杂的关系，也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思索的问题：科学家如何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政治的旋涡中保持科学家的良知？是否存在一个适于全人类，而非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的人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