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常常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许多人又常常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其实二者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应该注意：科学一词有广狭两种含义。“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成为了流行的口号，这个与民主并列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其“内涵”是包括了（“狭义”的）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在内的。此外，科学还有一个“狭义”的词义和用法，这个狭义的科学是不能与技术、工程混为一谈的，而目前人们常常在谈论的科学又正是这个狭义的科学。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观点，强调科学、技术、工程是三个有本质区别的不同对象。

科学、技术、工程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的核心是发现，技术活动的核心是发明，工程活动的核心是建造，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或“产品”。科学发现的结果是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科学规律；技术发明的结果是技术专利或技术方法；工程活动的结果是直接的物质财富。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科学活动所得到的成果是社会所“公有”的“精神财富”，科学成果不是为任何科学家所“私有”的，而是“公有”的；而技术发明所得到的专利就不是“公有”的而是“私有”的了，学习科学知识时不需要付“专利费”，可是要使用别人的专利技术时就必须付“专利费”了；工程活动的结果是直接的物质财富，例如，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其结果都是产生了直接的物质财富。

科学、技术和工程活动的主角和主体也不一样。科学活动的主角是科学家，技术活动的主角是发明家，而工程活动活动的主角是一个复杂的集体或主体（例如，一个企业），工程共同体中包括总指挥、总经理、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会计师、工人、技师等，陈昌曙教授还提出了“工程家”这个新概念。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不但有不同的主体，而且它们的制度安排也是不一样的。当然，承认科学、技术、工程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绝不意味着否认他们之间有联系，可以相互转化。相反，指出这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反而可以更加突出它的转化关系和转化过程。从科学向技术的转化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从技术到工程的转化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重要的过程。

认识技术和工程的相互关系时，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两个方面。第一，没有无技术的工程，从而必须重视技术。第二，没有纯技术的工程，工程中不但包括技术因素，还包括管理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学因素、伦理学因素等，技术的评价标准和工程的评价标准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战争时期，仅仅有一架“样机”和实际生产出几千架、几万架战斗机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在和平时期，仅仅有一架“样机”和实际生产出几万台、几十万台电视机的“区别”也是不言而喻的。

科学哲学以科学为研究对象，技术哲学以技术为研究对象，工程哲学以工程为研究对象。在科学哲学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因果论问题。在工程哲学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目的论问题。过去我们研究哲学原理时，讲因果关系多，讲目的关系少。因果关系是重要的，但对于工程和社会问题，目的问题就突出出来了。从哲学上看，目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对以往所确定的发展目标进行了一些调整，这些调整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发展目标有了偏差，那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很多问题的。

从工程哲学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很好地确定一项工程或一个地区的发展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经济活动、工程活动的“目的”都是要实现相互关系非常复杂的“多目标”而不是单纯实现某一个“单目标”，而要进行“多目标”决策往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进行决策时如果仅仅看到了一个“单目标”而“忘记”了还有必须实现的其他目标，那难免是会出现不利的甚至是危险的后果的。

从工程哲学的角度看发展，约束条件、初始条件、边界条件（不但是自然的“边界条件”，还包括社会的“边界条件”）也都是重要问题。所谓决策，其具体含义不但是指要设定一个目标，而且是指要设计一条从初始状态到达目标状态的路径，这条路径不但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且应该要求它是一条“优化”的路径。工程哲学认为，优化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眼在于改变世界。”工程哲学的灵魂是理论联系实际，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需要为“现实基础”，工程哲学的发展和繁荣是可以预期的。